《大秦帝国》与依法治国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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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小兵：安德鲁，您是国际法专家，可以谈谈你对于“依法治国”的理解吗？如何看待此时《大秦帝国》在黄金时段播出？

安德鲁：首先我们必须对“法”有清晰的界定。如大家所知道的，西方司法有两大派，一是英美的海洋法学派，强调案例方式引用，也通用陪审团制度，而另一派是大陆司法学派，强调法条运用。更深入追溯起来，西方法律都是从《圣经》中“十诫”延伸出来的，分门别类，逐步形成了非常繁缛的体系。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西方人所谓的“法律的神圣来自上帝”的观念，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所以才能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法律不是绝对公平的就必然不具备普世性。比如，在美国，公民有权起诉总统，如果案件被法院接受，总统也必须应诉，否则谈不上司法公平。秦国的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更确切的说，那是“刑条规则”，是统治者用来统治下属和民众的的工具，它不具备“人人平等”的前提，更不具备公民代表性，只是单方面权力实施。商鞅的条例只能管百姓，却管不了帝王，根本与宪法完全无关。我对于《大秦帝国》鼓吹的“商鞅法治”十分惊讶，这明明是对法律定义的歪曲，是人治的典型，为何和当前法治精神混为一谈？中国历来搞“外儒内法”，历代帝王在本质上都是权谋者，用的是法家的那套，用残酷刑条奴役和奴化民众，后来加上了儒家伦理说教，其实就是把奴役合法化和道德化。如果大家有心研究中国法治发展历史，不妨看一下一篇关于《开皇律》文章，我也认为隋文帝才是中国法治的开拓者，虽然不如该文所讲的那么伟大，但比秦始皇强一万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