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的两种风险

南阳卧龙

雷颐先生《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一书中有个细节很好地诠释了做官的风险。1868年9月，深受慈禧宠爱的大太监安德海知道慈禧一直想修复圆明园，于是指使御史德泰奏请修复圆明园，安德海同时又指使内务府库守贵祥拟出筹款章程，“请于京外各地方，按户、按亩、按村鳞次收捐”。此议一出，头脑比较清醒的恭亲王奕?等人坚决反对，认为“侈端将启”，加饷派饷会使“民怨沸腾”，“动摇邦本”，“丧心病狂，莫此为甚”。在奕讠斤 的坚持下，德泰、贵祥受到革职和发落黑龙江披甲为奴的严厉处分。

　　过了一段时间，内务府人员又重提修园之议。内务府人员之所以对重修圆明园情有独钟，一是为了讨好慈禧，二是为了从巨大的工程中渔利。这次，他们吸取了德泰、贵祥的教训，采取了长期游说、引诱喜欢游乐的同治帝的办法。1873年秋，同治帝以颐养太后为名，发布重修圆明园上旨，并要求“王公以下京外大小官员量力报效捐修”。反对者依然不少，帝师李鸿藻苦谏无果，御史游百川上疏恳请缓修而被革职，同治帝还警告群臣，有奏请缓修者一定严惩。这场重修圆明园的闹剧一直到发生李光昭特大腐败案才告终结。

　　在清廷有关重修圆明园的争议中，先后有三位朝廷命官被革职。御史德泰、内务府库守贵祥被撤职还是有道理的，起码它反映了一部分有良知的官员的意志，客观上也符合下层民众利益。但处罚游百川毫无道理。作为皇家打工仔的游百川上疏皇帝，完全是从防止老百姓生存状态恶化、维护清廷“长治久安”这个角度出发的，他个人未必得到什么好处。这样的处罚只会让人觉得黑白颠倒、是非不分。

　　做官的风险有两种，一种是来自社会公众，一种是来自上级。在做官风险来自社会公众的环境中，官员把分内的事做好了，得到多数公众的认可，什么事也没有；只有以权谋私、胡作非为，被多数民众排斥，才有可能遭受罢免、撤职之类的处分。在做官风险主要来自上级的社会，官员是否出了真正的政绩，能否得到多数老百姓的拥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学会揣摩领导的心思，以领导脸上的阴阳决定自己做事的态度，头儿认为对的，你应该坐火箭去做；头儿认为错的，你必须“捡田螺都隔三丘田”。这种做官风险往往与一个人的正义、良知无关。

　　好人该得好报，好官必须善待，这个简单的道理，同治帝不懂，慈禧太后也不懂。

文章来源：《今晚报》

邮票大兵

jm123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