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钱币学的一点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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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二十年来，中国钱币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无论是研究范围的广度还是专题讨论达到的深度，都有了明显的进步，其中包含着学术观念的更新。钱币，是文化领域的一个词，应包括当今和历史的货币，以及货币文化的衍生物，如压胜钱、纪念章等。

    “钱币学”的定义

    在1999年出版的新版《辞海》中，有了一条新辞目——钱币学。《辞海》对它的注释是：钱币学旧称古钱学。研究历代钱币的学科。过去以研究古钱为主，故称“古钱学”。建国后研究范围扩大，包括了当代钱币，并兼及其他有关文物，故改称为“钱币学”。古钱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就钱论钱，钱币学则从研究钱币实物及有关文物出发，进而探索钱币发展规律、历史作用、文物价值和社会意义等。

    任何一个事物，包括任何一门学科，都应是有生命力的。它们不是僵死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随着历史的进程，新的钱币不断诞生，钱币文化不断发展，作为研究钱币的学科——钱币学的研究内容自然会日趋丰富。同时，随着时代的推移，科学的进步，人们可能掌握的研究方法、研究手段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先进。随着知识积累的日益丰厚，思维能力的不断增强，对于钱币的认识也就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全面，于是对于钱币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也会有新的认识、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大家知道，古钱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因为在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人在收集和研究古钱，并且编著了钱谱。古钱，最初的概念或许只是指古代的方孔圆钱，后来，随着认识的提高，才包括了先秦的各类铸币，包括了海贝和仿贝，以及金版和金饼。钱币学是古钱学的继续和发展，但“钱币”作为专用名词出现，则比较晚。1936年，上海成立中国古泉学会，其宗旨仍是要“阐明古泉学识”，出版会刊“古泉学”。“泉”是“钱”的谐音，“古泉学”即“古钱学”。办刊一年而中止。事隔三年，1940年上海又成立了中国泉币学社，仍由丁福保任会长。宗旨便改为：“研究古今泉币，沟通中外学界”，并编辑出版会刊《泉币》杂志，坚持了五年多，出刊32期。其内容虽然仍是古钱的发现和研究，但其范围已经扩大到近代机制币，以及纸币、外国币。“泉币”，即“钱币”，这名词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钱币研究的高潮时期应运而生的，从此，钱币研究不再局限于古钱的范围。“钱币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则是在1954年出现的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一书中，才正式提出并使用的。但事实上，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钱币”一词还只是少数人的说法。1982年，中国钱币学会成立，在成立大会上，代表们就学会的名称问题着实有过—番热烈的讨论，或者说是争论，最后只是因为要和国际钱币界取得一致，才同意把筹备时的名称“中国历史货币学会”正式定名为“中国钱币学会”。随着会议的结束，讨论也暂时中断了，但不等于认识已经一致。尽管如此，中国钱币学会成立以后的二十年里，“钱币”一词逐渐为社会科学界、金融界、文博考古界、史学界所接受和熟悉，并有了比较广泛的应用。

    “钱币学”的研究对象

    钱币学是以钱币为研究对象的—门学科。所以，要正确认识和理解“钱币学”的定义，首先要正确认识和理解“钱币”的确切含义。这里必须说明的是：钱币学所要研究的“钱币”和“货币”是两个不同领域的专用名词。众所周知，“货币”是经济领域的一个名词，是指物物交换的媒介。货币的职能是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货币一旦退出流通领域，便不再行使货币的职能，不再是货币，只能说在历史上某一个时期、某一个地区曾经行使过货币的职能，因此有人称之为“历史货币”。现在我们所说的“钱币”，则是文化领域的一个名词，它既包括正在流通使用的货币，也包括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货币，还包括因为货币和货币文化而产生的其他相关的东西，我们不妨称之为“货币文化的衍生物”。当然，钱币的主体是历代货币，因为只有有了历代货币，才会产生它们的衍生物。钱币学不是货币学，货币学要研究的是货币理论、货币制度、货币政策、货币购买力等等与货币相关的经济问题。钱币学则不注重有关经济的理论问题，钱币学投之于货币的视角，是与货币相关的文化问题，是要通过钱币版别的鉴定研究，筛选出遗存的稀世珍宝；要通过钱币的考证研究，再现中华文明的光辉历程；要通过钱币学的探索研究，总结前人和他人的成败得失，为当今货币政策的制定，货币的设计、制造和发行，提供有益的借鉴；要通过钱币的集藏、整理、陈列、展览和钱币文化的宣传教育，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陶冶情操，搞好精神文明建设。

    我们说钱币的主体是历代货币，历代货币自然是钱币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但是，历代货币不是钱币的全部。国外有很多博物馆都是把货币和纪念章交由一个部门来征集、管理、分类和研究的，称之谓币章部，或者叫币章博物馆。我们知道，纪念章和货币（包括流通货币和各类纪念币）在文化上有很多共通的地方。特别是由造币厂设计生产的纪念章，与货币有着更加密切的关系，因为它们拥有共同的设计师、共同的雕刻家，甚至是一样的操作技术，大致相仿的工艺流程，所以造币厂设计生产的纪念章和同时代的金属货币诞生于同一个母体，它们之间的手足之情、血缘之亲不言而喻。其实，从文化意义上讲，一枚好的纪念章，或许更能比较充分地反映这一个时代的钱币文化，因为，它可以突破货币设计生产中的很多条条框框、清规戒律，设计人员的思想可以更加解放、更加活跃，表现的手段可以更加灵活多样，技术运用可以更加充分，甚至淋漓尽致地、不受任何拘束地去探求、去创造。对于面积比较大的纪念章，设计者、雕刻者可以拥有更加广阔的用武之地，他们的思想和技巧、风格和情操，可以在这里得到更加完美表现，更加充分的发挥。一般纪念章的发行量都比较少，所以对于造币厂来说，纪念章是小生产，是试验田，是练兵场，先进的生产技术可以在纪念章上试验、实践，成熟后再推广到货币生产中去。对于那些数量极少、档次很高的纪念章，在操作工艺上，更可以精雕细琢，反复锤炼，不惜工本。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水平、高质量的纪念章又是钱币文化的开拓者、先驱者。所以不研究、不了解纪念章的情况，也不可能对当代货币会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和理解。当然有很多纪念章是民间制作的，工艺水平、制作程度良莠不齐，甚至有粗制滥造，不堪入目，应是另当别论。

    纪念章和货币的关系，当代是这样，历史上应该也是这样。在古代钱币中所谓的压胜钱，或许也可以理解为各个历史时期、各种不同用途的“章”（当然，其实际应用的范围要宽得多）。压胜钱，亦称花钱、玩钱，是对非正用品古钱（即没有作为货币流通使用过的“古钱”）的一种统称。其中大部分是民间制作，但也不乏出自官炉的上乘之品。压胜钱的门类极其繁杂，从各个角度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钱币文化、民俗风情，成为古钱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有的甚至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仅举二例为证：

    一、中国古代铸币的币面修饰一般只铸文字，不铸图案，因此古钱正用品（即曾是正式流通使用过的货币）的艺术性，除依靠制作技术外，主要体现在文字的书法上，但古钱的钱文一般只有四个字，书法再好，其艺术效果终究显得单薄。压胜钱恰好弥补了正用品的这一不足，图文并茂，以图见长。尤其是唐宋时期的官炉之作，更是把我国古代铸钱的艺术性推到了新的高峰。如当时制作的打马格钱中的“昭陵六骏”钱，一枚钱，一匹骏马图，神态各异，栩栩如生，似乎要告诉人们：东方钱币文化同样也有艺术的精品。

    二、1972年9月，吉林哲里木盟库伦旗前勿力布格屯一号辽墓出土了一枚“大康六年”钱，尽管这是一枚随葬用的瘗钱，却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第一，它的出土证明辽朝有这样的葬俗，即下葬时要随葬一枚纪年的瘗钱，从而使我们认识了传世的“大康七年”，“消宁二年”等其他同类钱的性质。第二，这类钱既有绝对纪年，又有典型的辽钱制作风格，可以作为我们认识辽钱，开展辽钱断代研究的典型器物，或者叫做标准器物。

    于是，联想起英国大英博物馆的币章部、美国史密森国家博物馆的币章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币章博物馆等等，我想中国的钱币博物馆实际上也是币和章的收藏研究部门，所以说得简洁一点，我们现在所说的“钱币”就是指币和章的合称。

    从“货币文化”到“钱币文化”

    一旦有了货币、货币文化，便会产生它们的衍生物压胜钱、纪念章，便会引申出新的意义上的文化。货币文化和它们的衍生物的文化便是我们所说的钱币文化。实际上，自从有了货币，钱币文化就应运而生，它可以追溯到实物货币时代。实物货币和金属称量货币都具有两重性，它们除了行使货币职能之外，同时还具有其他使用价值，在中国历史上，海贝的使用便是一个实例。海贝取得实物货币地位之后，仍然是珍贵的装饰品、神秘的迷信品，妇女生育时，手握海贝可以保佑顺产；人死之后，口含海贝，可以保佑冥途畅通。海贝一旦用于殉葬，从理念上讲，是活着的人们的一种心愿，希望死者在冥途上还可以花销之用，但事实上，已经不会再行使货币职能，而只是冥器的一种。于是便产生了仿制的冥币，在诸多仿制的贝币中，有一种泥质的陶贝，或许便是专门为了冥葬之用制作的。这种制作冥币的习俗一直被延续下来，直到近现代。

    金属铸币诞生之后，由货币文化衍生而来的其他相关文化，也相继而生。有人认为战国齐的六字刀——“齐建(返)邦  大化(刀)”是田单复齐时齐国特制的纪念币，若此说成立，那么，六宁刀可能是我国最早的纪念币。西汉特大型半两钱应该是四铢半两铸行时专门铸造的镇库钱。中山靖上刘胜墓出土的酒令钱，则是我国现存的第一套宫中行乐钱。还有盛行一时的汉代摇钱树，以及后来相继出现的庙宇钱、吉语钱、春钱、打马格钱，等等，随着时代的推进，钱币文化也在不断地推陈出新，它们不仅越出了经济领域，而且与民俗民风交织在一起，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钱”，在现时民间是货币的俗称，当无非议。若上街购物，问带钱否?无疑是问，带了货币没有。但“钱”在不同时候，不同场合，可以赋予不同的含义，这是汉字的特色。在我国古代，“钱”最初和货币没有关系。只是一种铲形农具的名称。“痔乃钱  ”，钱和  都是农具的名称。随着时间的推移，交易的产生，农具钱、  在农耕区，因劳作所需，家家有用。因此都曾经充当过交换的媒介。在春秋时期，金属铸币诞生，铸币的器形多由原来充当过交换媒介的实物演变而来，于是农具钱的形制被逐步改造，缩小、蜕变成为布币的器形，这便是钱和货币的缘结。唐初，货币制度有一次重大变革，高祖武德四年，推行开元通宝钱制，从此我国进入了称宝货币时期，初铸的开元通宝钱，要求十分严格，制作规矩，重量划一。史载：开元钱径八分，重二铢四  ，每十文重一两。此前我国的衡制，一两为二十四铢，“两”以下的重量单位是“铢”。开元钱制推行以后，衡制作了相应的改革，改为一两重十钱(即十个开元钱的重量)。从此，“两”以下的重量单位由“铢”改为“钱”，并由二十四进位制改为十进位制，“钱”又成了我国衡制中的一个重量单位名称。现在我们讨论的古钱中，只有所谓的正用品才是正式流通使用过的货币，其他各类压胜钱，虽然都称之谓“钱”，其实，都不是真正的货币，就如老百姓把纪念章也叫做币一样，实际上它并不是“币”。因此，“钱”、“钱币”和“货币”之间的确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但它们之间决不是一个简单的等号的关系。

    “钱币学”今后的研究方向

    旧时，不少人批评古钱学家只会就钱论钱，因此所得者，只能是一孔之见，一得之见，成不了大气候。如今的钱币学研究，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古钱的传统鉴定方法，另一方面更要吸取和借鉴其他兄弟学科的研究成果。在研究钱币的时候，不仅要注重钱币实物自身的考察，而且要尽可能地掌握和了解其他相关资料，诸如相关钱范、样钱或母钱的资料，用来印证；要熟悉历史知识，了解钱币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当时的科学技术、人文思想，把钱币融人社会之中，而不是孤立的东西；要掌握相关的文献资料，并要了解后人对这些资料的应用和认识情况；要关心考古学的新成果，及时掌握相关的出土资料。对新出土的钱币，更要了解其出土的详细真实情况，以及其他伴出物的情况，以便作出正确的判断。同时，还要引进先进的科学分析技术，使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钱币的表层情况，而且可以知道它的内在实质。

    现在的钱币学研究，对于钱币的鉴定，不是一个“真”字，或者一个“假”字，就可以草率打发的，也不是一个文物价格的高低就可以了结断案的，而是要在此基础上，再作进—步的探讨，通过每一枚钱的研究，积累起更加丰富的资料，去探索和了解钱币发展的历史，钱币发展的规律，从而为繁荣新时代的钱币文化，提供我们的学术成果。
 
来源:《中国金币》杂志   作者:戴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