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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过的两届邮票图稿评议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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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19 21:36: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来源:《集邮杂志》2010年第12期 作者:陈文骐 在多数集邮者的眼里,邮票图稿的评审工作是神秘的。在我从事邮票工作的时间里,有14年都与它相伴。
自20世纪50年代邮政总局建

来源:《集邮杂志》2010年第12期 作者:陈文骐

在多数集邮者的眼里,邮票图稿的评审工作是神秘的。在我从事邮票工作的时间里,有14年都与它相伴。
自20世纪50年代邮政总局建立了一支专业邮票设计队伍后,我国绝大多数邮票都由专业人员设计,只有少数是邀请社会上的美术界人士设计。为了对邮票图稿进行把关,邮票审核机制也相应建立起来,当时称为“邮票审核委员会”,委员包括中宣部、邮电部、文化部、邮政总局和中央美术学院等单位的相关负责人。由于涉及部门多、管理制度不完善,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邮票审核委员会没有形成规范的体系。20世纪80年代,为了进一步提高邮票的设计水平,保证邮票图稿的艺术质量和民族特色,加强对邮票图稿的组稿、评议及审查工作的管理,邮电部决定改变邮票图稿设计的工作机制,多数选题的邮票图稿,都邀请社会上的美术界人士和业内的专业设计人员,分别设计若干个图稿(一般为3-5个),形成了竞争机制。那么,一个选题设计出多套方案,用哪个?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进一步规范邮票图稿的评审制度被提上日程。在借鉴国外邮票图稿评审制度的基础上,决定成立邮票图稿评委会,并对其职责进行了规范,即对每套邮票的多个设计方案进行评议,在思想性、科学性、艺术性和工艺等方面把关。图稿采用匿名方式,不公布作者姓名,并邀请记者参加,增加透明度。评委会选出的最佳方案报邮电部,由部长办公会对邮票图稿进行终审定稿。评委会任期为3年。
1985年10月15日,邮电部第一届邮票图稿评审委员会成立,由当时从事邮票管理工作的负责人及美术界、印刷界、集邮界人士共15人组成。时任邮票发行局局长的赵永源任主任,委员有华君武、张仃、黄永玉、周令钊、伍必端、郁风、邱陵、邵柏林、李印清、王仿子、董纯琦、林丰年、刘天瑞和成志伟。
第一届邮票图稿评审委员会成立3年后未及时调整,实际任期近5年。在邮票图稿设计实行竞争机制初期,业内的设计人员很不适应,因为此前每一套邮票的设计任务是分配给一名专业设计师完成的,不存在竞争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媒体的参与,采访、报道较多,不利于评委们畅所欲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评委的评判尺度。
1990年,邮电部计划组建新一届邮票图稿评审委员会,任务自然落在了我这个邮票处处长的身上。针对第一届邮票图稿评审委员会存在的问题,我们向部里提出如下调整建议:第一,将“评审委员会”改为“评议委员会”。因为评委会没有最终的审定权,而是在综合各方专家的意见后,将推荐图稿及其他设计方案提交邮电部部长办公会审定,是协助部领导对邮票图稿进行评议、把关。第二,邮票图稿评议委员会应该在完全封闭的情况下评议,并要求所有与会人员保密,以保证评委会有一个宽松的环境,更利于各位评委充分发表意见。第三,涉及到某个领域的邮票图稿,评议前后要请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科学鉴定,确保图稿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第四,建立具体的评议程序。每套邮票在若干个图稿设计方案中评议,先由邮票处的工作人员介绍邮票选题的背景和设计者创作思路,然后由15名委员充分发表意见,通过论证,评议出一套推荐方案,报送邮电部审批。如果评议时出现不同意见又一时难以统一看法,则采取举手表决的方式解决;如果评议的图稿均不符合要求,则要求评委们提出修改意见,重新组织设计。最终审定在邮电部部长办公会议上进行。第五,为了公正起见,对备选的邮票图稿都不署设计者姓名,而是以方案编号代替,并对所有评委的点评进行现场录音。每次评委会评选完毕后,将录音向设计人员公开,以使他们能直接听取评委们的意见。调整建议上报后,邮电部和邮政总局领导同意了我们的意见。自此,邮电部邮票图稿评审委员会改名为评议委员会,其他几条建议也在工作实践中逐步实施。
考虑到第一届评委会成员对邮票图稿的评选工作已经比较熟悉,我们首先邀请第一届的委员,希望他们继续担任第二届评委会成员。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中的多数没有连任。此后,我与当时负责组织评委会工作的郑复康拜访了我国著名版画家、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党组书记的王琦先生,请美协推荐7位美术界人选,最好能够涵括国画、油画、版画、装帧设计等多个方面。
过了些日子,我们收到美协的推荐名单,包括靳尚谊、袁运甫、伍必端、周令钊、邱陵、侯一民和贾又福等著名美术家。靳尚谊先生是我国著名油画家,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袁运甫先生为我国著名的工艺美术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曾为毛主席纪念堂创作和复制大型艺术挂毯《祖国大地》;伍必端先生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著名版画家,素描功底很强。《周恩来文集》封面上的头像即为他的作品;周令钊先生是我国著名水粉画家和壁画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曾为开国大典画天安门毛主席像;邱陵先生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我国著名工艺美术家,在书籍装帧方面造诣很深;侯一民先生擅长油画和壁画,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设计过第三套、第四套人民币图案;贾又福先生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擅长国画,其山水画气势磅礴。其余8位评委是我国邮票印制专家董纯琦、北京印刷学院副院长郑德琛(后因郑德琛先生病逝,补充了北京印钞厂高级工艺美术师刘延年)、我国著名集邮家沈曾华、中宣部宣传局处长刘凯鹏、时任邮政总局副局长的袁纪录、时任邮票总公司总经理的刘殿杰和我。评委会主任委员由时任邮政总局局长的黄宪明担任,副主任为靳尚谊先生。
1990年5月31日,邮电部第二届邮票图稿评议委员会正式成立。1991年1月,邮电部又出台了《邮票图稿评审办法》,对邮票图稿的评议、审查程序和权限等作了明确规定。至此,中国邮票图稿的评议工作走向了规范化和制度化。
当时的邮票图稿评议委员会根据图稿设计和邮票生产计划,一年召开3-4次集中评议会。起初会议没有固定地点,经常是在邮电部的会议室或外宾接待室里进行。评委们非常认真负责,对邮票图稿的评议工作充满热情,常常是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得十分热烈。第二届邮票图稿评议委员会的任期也定为3年,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没有换届,实际上工作了8年,其间评委人员发生过一些变化。
1999年4月5日,随着邮电体制的改革,国家邮政局第一届邮票图稿评议委员会成立,并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时任国家邮政局局长的刘立清和副局长谭小为,向委员们颁发了聘书。由于上一届评委会的许多委员年事已高,这届评委会的组成人员有了较大调整。评委会主任为靳尚谊先生,副主任为刘建辉,委员除袁运甫先生外,新增加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后改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杜大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谭平,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吴山明、徐启雄,著名集邮家李曙光、李近朱,中宣部宣传局副处长纪永忠,以及董纯琦、刘延年、邓慧国和我。
多年来,邮票图稿的评议工作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针对评议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及时进行调整和改进。在邮票印制局成立以前,邮票图稿的设计和邮票生产工作由中国邮票总公司管理,评委会的工作则由邮电部邮政总局负责。有时候评委会推荐的图稿,在生产过程中却成了难题。最典型的要数《壬申年》邮票。评委会的评委们选择了曹鸿年的剪纸作品,认为其更有民间的味道。然而在雕刻过程中,雕刻师提出,这幅剪纸主要通过不同的色块来表现,而雕刻讲究的是线条的流畅,故该剪纸可以下刀的地方很少,更体现不出雕刻的美感来。1994年,邮票印制局成立,邮票的设计和印刷工作交由印制局负责。邮电部决定由我出任邮票印制局局长。这对改善邮票图稿评审与设计、生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此后,在每次召开邮票图稿评议会之前,我先把印制局内负责生产、技术的同志叫到一起,小范围地研究备选图稿,让生产技术人员提出哪些图稿适合哪种工艺、哪些图稿的印刷效果更好,哪些图稿因受工艺、技术的限制,印刷效果可能不佳。在图稿评议会上,我再将生产部门的意见转达给评委们。评委们在发表意见时作为参考,尽可能地避免在印刷过程中出现问题。
14年的邮票图稿评议工作,使我受益匪浅。能够与国内顶级的美术大师和精细印刷专家一起交流、听取他们的意见,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我也从一开始不敢说什么话,到后来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专家们也从前期更多地从绘画角度评议图稿,逐渐开始注意图稿是否适合邮票票面小的特点,以及印刷工艺的要求等实际问题。1993年发行的《宋庆龄同志诞生一百周年》邮票,专门邀请了上海著名画家杨顺泰先生进行创作。杨先生的原画是油画,画幅并不大,但比起邮票图稿的尺寸规格,则大出好几倍。在评议这套邮票的设计图稿时,评委们就考虑到了邮票的特点,提出要将宋庆龄衣服上的褶皱去掉一些,因为当原作缩小后,太多的褶皱会挤成一团,只保留个别几条反而会更显真实。这些细节只有在从事过多年邮票设计、评议工作后,才能慢慢总结出。
在十几年的工作实践中,我感到在绝大多数图稿的选用上,部领导都是尊重评委意见的;但也有部领导与评委会专家们的意见产生分歧的时候。比如1994年发行的《昭君出塞》邮票,在邮票图稿评议阶段,评委们推荐了陈全胜先生的设计方案。其图稿上王昭君的形象变形较大,但整体艺术价值高,让人一眼看去感觉造型功力较强,人物形象更加古朴。然而到了部长办公会上,领导们选择了肖玉田先生的设计图稿,认为这幅图稿设计得更加通俗,更符合大众的审美理念。领导们说,王昭君是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昭君的形象不能变形太大,否则老百姓接受不了。我们将领导的意见转达给评委们,不想矛盾就显现出来了。有评委说,我们这些评委是为邮票图稿把艺术关的,邮电部的领导是把政治关的,只要是政治上没问题,在艺术上就应该尊重专家们的意见。变形为什么不行?老百姓为什么接受不了变形?许多地方的农民画都是老百姓创作出来的,也都是变形得很厉害,怎么会不能接受呢?还有评委说,我们要对中国邮票负责,肖玉田的创作不是不好,然而有更好的为什么不用?我们就应该将艺术价值最高的画作展示给世界人民看。部领导和评委的意见针锋相对,真可谓火药味十足。这让我们犯了难,就再次请示刘平源副部长。平源副部长说,矛盾太尖锐了,这个选题先放一放吧。在我的印象里,部领导和评委的意见如此对立还是头一次,评委们发那么大的火也是头一次。过了两个多月,有一天平源副部长突然给我打电话,让我立刻带着《昭君出塞》的邮票图稿到部里来。当天,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一行访问邮电部。平源副部长说,“昭君出塞”反映的是发生在内蒙古的故事,最有发言权的是内蒙古的同志,请他们看看图稿,听听他们的意见。我即带着《昭君出塞》的几套不同设计方案赶到了平源副部长的办公室,向内蒙古自治区的几位领导展示了所有图稿,并介绍了设计者的创作意图。自治区的领导边看图稿边讨论,最终选定了肖玉田的设计方案。后来,我把内蒙古自治区领导的意见转达给评委们,可以看出他们心里并不是很服气,但也没再说什么不同意见。至此,《昭君出塞》的邮票图稿才最终定下来,这套邮票也比计划发行日期晚了4个多月。
评委很尊重我们这些从事邮票管理工作的同志们的意见。在评议《香港回归祖国》邮票和《中韩海底光缆系统开通》邮票时,我们建议最好不要选用带有地图的图稿,因为当图稿缩小后,一些岛屿、边境线变得非常模糊,容易引起争执、争端。评委们在评议时也十分注意这些问题。
与邮票图稿评议委员会的委员们相处14年之久,我不仅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关于美术、印刷方面的知识,也深深感受到这些评委对中国邮票设计质量的认真态度。在长期的共同工作中,我与一些评委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最近参加的一次活动中,我遇到了一位老评委,他依然热情地与我畅谈。他说,非常怀念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光,怀念那时宽松、活跃的工作氛围。是的,14年的评委会经历是值得我们长久怀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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