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测的代价——中国特色的石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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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些日子，徐滇庆教授就深圳房价“赌局”道歉一事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本来，大科学家就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和未知世界的探索作出猜测甚或打赌，往往是科学史上有益无害的轶事，有些猜测，例如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哥德巴赫猜测，还有名气更大的庞加莱猜测，对于科学发展的推动，还真是功不可没。如果不是哥德巴赫猜测，人们哪里知道我们曾经有过一个让国人自豪的陈景润呢？去年以来，俄国彼得堡斯捷克洛夫研究所的格利戈里·佩雷尔曼博士之所以被许多人认为是当代最伟大的数学家，更是因为他在证明庞加莱猜测的过程中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回到经济学来，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描述的“看不见的手”，又何尝不可以看作是一种猜测？经济学界普遍把阿罗和德布鲁的全局经济均衡理论看作是对亚当·斯密的信念的论证，就蕴涵这个意思。

至于一个猜测是否成为一个“赌局”，关键则是要看其中是否议立赌注，而并不在乎猜测的事情是否重要。哥德巴赫猜测和庞加莱猜测都没有议立赌注，所以不成其为赌局。科学史上也有一些猜测议立了赌注，因此可以算是打赌吧，不过这些“赌博”，虽然所赌很大，关系人类对世界和宇宙的认识，但是赌注却很小。比如几十年前霍金和加州理工学院一位教授“赌”某个星座有没有黑洞，霍金输了，赌注只有几十美元；三百年前人们在英国赌怎样在两个月时间里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推导出行星绕日运动的开普勒三定律，赌注也只有几十先令。总之体现雅趣，不会“穷凶极恶”。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赌博”一般只在行内很小的范围知晓，只是在事成以后，才被好事的传记作家发掘出来，引为轶事美谈。

猜测深圳房价进而演变成赌局，与历史上这些美谈，自然相去甚远。它的一个作用，是可以拿来娱乐和出气，因为不管徐滇庆是输是赢，总是有人可以拿它说事。

值得注意的倒是还有一些非常要紧的猜测，却静悄悄无人觉察，例如主管部门关于国际市场石油价格走向的猜测。这个猜测，实在关系科学发展观战略思想的落实，关系全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和长远利益。事实上由于这个猜测没有猜准，我国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这件大事，就一再被贻误时机。

 

劳动决定论的遗毒

 

大家知道，国家发改委在6月19日宣布，自6月20日起将汽油、柴油价格每吨提高1000元，航空煤油价格每吨提高1500元；自7月1日起，将全国销售电价平均每千瓦时提高2.5分钱。液化气、天然气价格不作调整。

温家宝总理前些时候说，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确实是这样。不然的话，有关部门也不会在通货膨胀形势相当严峻的情况下，仍然大幅度提升成品油的价格。

记得去年年底应邀客串兄弟学院的一个饭局，美国著名智库卡托研究所的副所长帕尔马问我对于当时我国的物价上升有什么看法。我以为只是一般问问，就稍许有点调皮地说，“可惜晚了一点”，想不到他认真问我什么意思。我说，如果前几年政府为通货紧缩苦恼的时候，能够适时把资源税的问题解决，那么不仅当时一箭双雕，既解决我国资源价格背离资源的稀缺性的局面，又摆脱让我们苦恼的通货紧缩，整个经济会运行得更好，而且现在资源价格的矛盾也不会那么尖锐，让理顺资源价格的工作变得非常棘手。后来我知道帕尔马的教育背景是经济学，怪不得他会跟别人说非常认同我的看法。

成品油价格上调的时候，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负责人发表谈话指出，近一段时期以来，国际市场油价持续大幅度攀升，特别是今年2月中旬以来涨速加快。国内成品油与（进口）原油价格倒挂矛盾加剧，企业加工和进口亏损严重，大部分地方炼厂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供求矛盾突出。为逐步理顺价格关系，保证国内成品油供应，促进石油资源节约，决定适当提高成品油价格。

面对大幅度提升成品油价格的举措，有两种意见引人关注。一种认为我们油价的价格机制不够合理，应当改革油价的定价机制，另外一种则认为油价不要上调了，这样才能保护国内产业。说实在，我就持前面第一种意见。

讲清楚油价机制，还是要从经济学原理说起。过去我们这里居于“指导地位”的经济学，都说商品和资源的价格由凝结在商品和资源中的劳动价值量决定，从而埋藏在地下的煤炭石油，原来都不能论价钱。于是，原油的价格，就只算雇了多少工人，建立起多少油井，把油开采出来，运到什么地方去，这所有这些成本加起来，再加上一点利润，就是原油的价格，从而我国原油的价格远低于世界价格。不久以前，中国大陆的成品油价格，还只是香港的1/3，是印度的1/2。价格是资源稀缺性最权威的信号，价格引导稀缺资源的社会配置。既然资源被扭曲得那么不值钱，人们也就乐得拼资源消耗来追求增长了，所以过去几十年我们的经济增长，是拼资源的增长，是“资源消耗型”的增长。包括印度在内，大部分国家的资源效率都比我们高，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原油的价格和成品油的价格，应该逐步向市场供求关系确定的价位回归，应该反映资源的稀缺性。

理想的油价机制改革，是最终设置大幅度的资源税，体现资源有价，资源宝贵，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让企业的生产和营销原则上自主地按照市场规律运作。所谓设置大幅度的资源税，比方说每开采一吨石油向国家财政缴纳千元水平的资源税。这些年，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整资源税的事情，例如在2005年，把原油资源税税额标准由原来的每吨8-30元调整为每吨14-30元，7个等级；天然气资源税税额标准由原来的每千立方米2-15元调整为每千立方米7-15元，6个等级。问题在于，这种每吨只是十几元几十元的“调整”，真可以说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因为它远远没有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哪怕是每吨一二百元的调整，也无济于事。

 

为什么会错失时机

 

至于理想的改革时机，首先可以想到的是前几年通货紧缩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正好需要有带动力的价格上涨，帮助我们走出通货紧缩的局面。可是正好在过去几年里面，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一再强调国际市场当时每桶几十美元的原油价格太高，改革油价可能给我们带来的负面影响太大，要等待国际市场石油价格回落的有利时机。如果真的出现这样好的有利时机，自然求之不得，可惜老天爷一直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机会，相反，国际市场油价却在一路飙升，达到现在每桶一百二三四十美元的水平。固然人非圣贤，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猜测总是料事如神，但是如果能够让不同的意见展开充分讨论，特别是厘清劳动价值论的误导，情况总是会好一些吧。

最理想的改革时机之所以已经错失，正应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之籤。习惯了计划经济的做法，不到活不下去的时候下不了改革的决心，我们就这么一次一次贻误时机。这其中，劳动价值论指导的计划经济养成的利益格局，起着很大作用。

从我看到的报道看，这次成品油价格调整，仍然回避了资源税问题，国家资源仍然非常便宜地划拨给石油公司开采，主要是两大石油公司。于是，这次“动标不动本”的成品油价格调整剩下的积极意义，就是因为好歹从价格结果上向市场靠近了一步，有助于企业和居民慢慢改变高强度消费成品油的习惯，这种高强度消费资源的习惯与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

大家都知道，当前我国的物价形势已经相当严峻，CPI和PPI都在轮番上升。对于我国绝大多数行业、绝大多数部门和绝大多数居民来说，这次成品油价格上升的直接经济影响，都可以用“雪上加霜”来形容。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成品油价格大幅度调升的政策出台，固然事出无奈，但是人们自然要问，这次大幅度涨价，涨价的直接好处都给了谁？是体现资源有价给了国家财政，还是因为爱闹的孩子有糖吃而给了石油公司？

油价问题上的中国特色，具体来说有两个主要的表现：一是资源本身不值钱，反映假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的流毒和惯性，二是受权垄断的石油企业没有尽到垄断责任，甚至可以向国家利益叫板。油价背离市场的问题，总是要解决的，越晚解决越被动。当年时机比较合适的时候不下决心解决，后来不得不着手解决的时候，却发现经济环境越来越严峻。因为死守中国特色，不去解决违背经济规律的大矛盾，油价这个“死结”就这样越来越大，越来越死。这是逻辑的必然。

前面我说因为主管部门关于国际市场石油价格走向的猜测没有猜准，我国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这件大事一再被贻误时机，还是往好里说的。不愿意触动垄断利益，才是纷纷同意这种一厢情愿的猜测并且拿这种一厢情愿的猜测说事的背景。

现在发现死结已经很大很死，当然也是一个进步，认识到再不解决的话这个死结只会更大更死，又是一个进步。这时候，就只好“壮士断臂”了。可惜这次“壮士断臂”的代价那么大，却仍然治标不治本。要是能够从价格机制上向市场靠拢，而不只是从价格结果上向市场靠拢，则国家甚幸，人民甚幸。

资源税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就走不上科学发展的道路。资源税问题不解决却在别的方面进行利益“调整”，我看恐怕只会越调整越不得要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