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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已由《人民论坛》全文发表）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8%的快速增长，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较为罕见的现象。然而，在最近10年特别是最近五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中国也遭遇到种种困难和挑战，如亚洲金融危机、国内需求不足、通货紧缩、收入差距拉大、房市股市波动、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经济过热等。面对这些困难和挑战，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予以应对，基本保障了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展望未来，要保持今后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态势，宏观决策和调控部门仍需居安思危、高瞻远瞩，注意避免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十大陷阱。 一、通货膨胀陷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两次大的通货膨胀过程。一次发生在1988-1989年，由于当时消费需求增长过快，再加上实行“物价闯关”，导致这两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均超过18%；第二次发生在1993-1994年，当时的情况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导致CPI上涨率超过20%。自去年下半年开始的物价大幅上涨，与上两次的成因有所不同：一是CPI上涨主要集中在食品价格上，非食品价格仅上涨1.5%左右；二是成本推动因素超过需求拉动因素，成为本次通货膨胀的主因；三是全球石油、粮食价格持续上涨，对国内通货膨胀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再加上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对劳动力、土地、能源、环境等要素成本过低的基础上实现的，不调整扭曲的成本价格关系将影响有效供给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单纯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并不能有效地缓解通货膨胀局势，而过快调整要素成本价格又会进一步推高当前的物价水平，宏观调控面临两难境地。然而从中长期来看，“管住货币（供应），放开物价”恐怕是宏观调控必须考虑的主要思路。 二、粮食安全陷阱 面对国际投机资本对市场粮价飚升推波助澜的风浪，中国粮食企业必须高度警惕跨国粮食垄断集团制造“粮食陷阱”，避免上当受骗。近年来，受美国次贷危机和美元贬值的影响，证券、债券等传统投资产品的风险性加大，对投机资本的吸引力下降。部分国际投机资本便流向粮价飙涨的粮食市场进行投资炒作。投机资本惯用的伎俩是大幅度抬高和操纵粮食期价，造成市场假象，以从中牟利。目前，中国在世界粮食市场上缺乏话语权，包括现货与期货在内的信息不对称，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际粮食“大鳄”。面对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国内信息机构和期货业界应加强信息分析和综合研究，向国家和企业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作为决策依据，以避免由于信息短缺而跌入“粮食陷阱”，损害国家粮食安全。 三、金融危机陷阱 伴随中国逐步融入世界经济，特别是在加入WTO以后，中国的金融业已全面对外开放，中国的资本项目账户也将逐步实现可兑换，这对中国现行的金融体系将是一个巨大挑战。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经济保持十年以上的持续增长，往往会有一个大的通货膨胀出现。如果资本账户、资本市场全面对外开放，国际资本就有可能会在短期内大进大出，从而对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产生冲击。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最近几个月发生在近邻越南的金融动荡就是最鲜活的例子。鉴于此，中国有关调控部门应充分考虑国内银行体系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的关系，做好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准备。 四、国际收支失衡陷阱 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面临需求结构调整压力。目前中国经济增长过多依靠外需支撑，内需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导致国际收支失衡。而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外汇流入过多，造成国内流动性过剩，形成了需求拉动型的价格上涨。而要减少顺差，必然会导致外贸企业裁员，引发失业问题。宏观经济政策在价格上涨和失业之间存在两难选择。如果刹车太猛，则会导致经济出现大幅下滑。要解决当前的问题，必须扩大国内消费需求，这需要提高大部分居民的收入，提高个人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启动内需是解决国际收支失衡的根本途径。 五、外汇储备陷阱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大力增强外汇储备，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抵御国际贸易冲击、应对国际金融风险的最有效手段。伴随多年的贸易顺差、外商直接投资和部分短期资本流入，中国的外汇储备持续攀升。2006年10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首次突破一万亿美元，成为当今世界上第一个拥有超过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国家。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余额已超过1.7万亿美元。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远远超过防范国际风险需要的过多的储备外汇，也会造成新的风险。首先，由于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外汇形式，如果外汇储备贬值，就会直接导致国民财富积累的损失，从而会直接削弱中国经济增长的后续能力。据有关估计，中国目前外汇储备的70%是美元形态，而美元是目前最不稳定的货币，今年以来持续贬值。美元贬值导致中国的外汇储备的大量缩水。其次，庞大的外汇储备规模已逐渐成为政府进行有效宏观调控的巨大障碍。尽管提高利率是实施从紧货币政策的最有效工具，然而在有大量潜在外汇流入的压力下，加息会显著刺激外汇流入的规模的与速度，从而使货币当局为了寻求内外平衡，不敢轻易加息。 解决外汇储备过多难题的主要出路是“有效利用”，就是要寻找合理的渠道，把多余的外汇尽量用出去。外汇收入不等于外汇储备，只有用不出去才会形成外汇储备。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人均资源水平较低的国家，多余的外汇应花在购买国外资源上面。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对国外的油田、矿山乃至农地进行投资。同时，应抓紧建立与国家经济规模相称的国内战略资源储备。 六、能源和环境陷阱 近年来，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能源短缺、环境污染已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热点问题。针对这一情况，国家的“十一五”规划特别强调，要在2010年实现“万元GDP能耗降低20%”和“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10%”两大节能减排目标。然而，三年过去了，除2007年单位能耗有所下降外，年度的节能减排目标都未能实现，这就加大了今后两年实现“十一五”规划预期目标的难度。为克服困难，完成节能减排目标，政府有关部门需要通力合作，采取法律、税收、价格、补贴、罚款、限批等一系列措施，加强统计和监督检查工作，对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 七、产业结构升级陷阱 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沿海一部分产业要转移到内地，甚至是转移到国外。目前投资于珠江三角洲的外资，就是别国转移过来的结果。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也会有相当大规模的产业要转移出去，很可能就是转到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和印度等地方。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就会有两个可能：一个是顺利转移，企业将走向国际化，就像香港、台湾的企业家一样。另外一个可能，金融业对这种升级换代的资金支持不够、创新能力不够、人才储备不够，导致当地的产业出现空洞化。 八、城市化陷阱 中国的城市化率，相对其它亚洲中等收入国家还是偏低的。中国城市化率低于印度尼西亚、蒙古和菲律宾。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化有可能导致大规模的贫民窟出现。一旦城市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就会受到相当大的制约。贫民窟在大部分的国家都出现过，但是在日本、韩国等一些国家和地区，大规模的贫民窟并没有出现，也就是说这 “城市化陷阱” 是可以避免的。目前中国每年约有上亿的农民工进城，是城市化进程的一部分。但由于目前与户口有关的种种限制政策以及移民的高成本，这些农民工很难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但农村过剩劳动力逐步、有序地转移到城镇，将是今后若干年中国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的趋势。因此，如何调整当前的房地产、教育、卫生等相关政策，避免城市贫民窟现象，就显得极为重要而迫切。 九、中等收入陷阱 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之间具有很大的危险性，中国尤其需要避免重蹈拉美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即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导致人均GDP一直处在中等收入阶段，难以进入高收入国家阶段。 按照2006年世界银行图表集方法，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可按人均GDP的水平可划分为低收入（905美元及以下）、下中等收入（905 - 3595美元）、上中等收入（3596 - 11115美元）和高收入（11116美元及以上）等四个组别。在中等收入国家序列中，马来西亚、巴西等国分别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实现了人均GDP超2000美元，但是20多年过去了，这些国家的人均GDP只增长了一倍，一直冲不过 11000美元的门槛。而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只用了10多年就进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行列。比较这些国家的发展经验可以发现，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之所以能顺利由中等收入国家迅速过渡到发达国家和地区，与其在发展过程中注重居民收入差距、保持就业增长有关。而巴西、马来西亚等则是反面的例子。中国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要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高速增长。 一个并不乐观的迹象是，近年来中国的收入差距，无论是在城市内部，农村内部，还是城乡之间，以及垄断行业和竞争性行业之间，都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根据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的研究，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在农村内部从1990年的0.31扩大到2002年的0.37，2005年还在上升。城市内部从1990年的0.23，上升到2005年的0.34。全国的基尼系数则从1988年的0.38，上升到2002年的0.45。近年来，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呈扩大趋势。2004年和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分别为3.21:1和3.22:1，2006年扩大到3.28:1，2007年进一步扩大到3.33:1，收入差距的绝对额达到9645.4 元。 十、福利赶超陷阱
从二十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等拉美国家经济增长迅速，经历了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福利赶超发达国家的“黄金时代”。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起拉美国家经济则出现负增长，连续经历两个“失去的十年”，落入以财政赤字高企、债务危机频发、经济增长停滞等为特征的“福利赶超陷阱”。 拉美的福利赶超和经济发展过程为同样处于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的中国提供了如下经验教训：一是要重视初次分配的作用。尽管中国要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福利水平之间寻找平衡，但应避免过分强调分配而忽视经济增长的做法。在当前中国，要特别强调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的重要性，注重在收入初次分配阶段解决效率和公平的矛盾。二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应与发展阶段相适应，要充分考虑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尽管近年来税收和外汇储备的增长都很快，但我们也不能不顾长远考虑打造过高标准的民生工程，与发达国家的高福利看齐。三是在强调政府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的同时，也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拉美经验告诉我们：过分强调国有化和政府干预，容易导致低效率和腐败。过快、过猛地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不仅会带来负面激励和道德风险问题，还容易导致经济活力不足和经济增长放缓。 | 
发表于 2008-10-18 09: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