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 2008-11-4 10:05:00
（本文以《“保增长”不是“保泡沫”》为题发表于11月1日《21世纪经济报道》，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发表的版本对原稿删除较多，兹在此全文贴出。对报社约稿时的原稿略作文字润色，但主题与篇章结构未变）
在美欧金融危机已经蔓延成为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压力下，从央行在一个半月内三度放松货币政策，到财政部在3个月里第二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再到2万亿元铁路投资计划出台，宏观经济政策转向正从今年前些时候省区市和中央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发出的信号转为实际行动。前几天发布的9月份经济数据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已经明显减速，通货膨胀数据则显著降低，又为宏观经济政策放松提供了决策依据，相信未来政府还将进一步出台刺激经济政策，实现“保增长”的目标。考虑到1997—1998年在东亚金融危机蔓延的冲击之下，中国戏剧性地急剧转换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从此前强力推行的紧缩性政策转向高强度的扩张性政策，对中国在危机中巍然独存发挥了关键作用，此次宏观经济政策转向，实属必然。
然而，一项政策变动无论其本意如何良好，都会有人企图借机从中塞进自己的私货，将自己并不符合公利的私利、甚至是这项政策变动本意要抑制的私利列为其维护和促进的对象，对这种浑水摸鱼的企图，无论是决策者还是公众，都不可不察。就反危机对策而言，这种浑水摸鱼的企图主要会表现在以下方面：
公众最容易感受到的无疑是借口反危机维持不可持续的资产市场泡沫的企图，“救房市”有可能成为“救泡沫”。在已经经历了明显价格回调的地区，稳定房地产市场，避免其进一步暴跌而危及金融体系，并稳定投资需求，这无疑是应当的；但在某些仍未经历明显房地产价格回调的地区，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泡沫并未得到充分释放，过于急切、强有力的房地产救市政策未尝没有可能重蹈美国次贷危机的覆辙，因为正是此前几年格林斯潘过度放松货币政策方才埋下了今日次贷危机的祸根。而且，在经济危机冲击下的居民预期收入流量正趋向下降，此前房地产市场最炽热的地区也是我国外向型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感受外部危机冲击最强烈，预期收入流量下降的压力相应最大，目前又恰恰是有的这类地区某些势力企图维持房地产市场价格泡沫，由此产生的潜在经济风险可想而知。
更令人引为隐忧的是，经济危机的风险还在于往往会引爆潜藏的各种社会矛盾而转化为社会危机，乃至全面的政治危机；要防止这种噩梦成为现实，我们就需要努力消除国内社会不公，防止失当的反危机政策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公和分配失衡，从根本上降低社会危机风险的几率。房地产业此前几年的暴利、欺诈等行为已经将自己推向了绝大多数公众的对立面，房地产业已经沦为当前中国社会形象最糟糕的合法产业，如果在危机当中房地产业界仍然拒绝调整，拒绝与大多数公众共度时艰，那对房地产业界的公众形象只能是雪上加霜，其后果未必没有可能非常严重。忠言逆耳利于行，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或是行业，这句话都是成立的。
为了保增长，我们目前可以优先采取的应当是财政政策，因为尽管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崩盘已经显著减轻了我国的外部通货膨胀压力，但各国救市所注入的资金动辄数千亿、上万亿，更不用说普遍的大幅度降息和降低准备率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蕴藏着通货膨胀强力反弹的风险，何况我们目前的一些政策取向（如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内需等）有可能产生成本推动通货膨胀压力。在财政政策方面，投资、减税、增强社会保障三项手段都可选择，而这几种手段都有浑水摸鱼的可能性。缺乏严密监督的大规模投资可能成为腐败者侵吞的盛宴，这一点自不待言；利益集团可能在社会保障旗号下为自己攫取有保证的暴利，这一点在美式医疗体制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不少人呼吁的减税也不例外。我国财税优惠泛滥，导致税基缩小，权势集团受益良多，却加重了普通居民和企业的税负，加剧了社会收入分配失衡，进而降低了社会消费率，且财税优惠认定和赋予过程中也有孳生腐败之虞。为了保证财政稳健，并促进税负公平，大面积减税必须以清理财税优惠为先决条件。而且，为促进社会收入分配公平，需要拥有足够强大的财政开展二次分配，盲目的减税只能令高收入阶层受益更多，却削弱了二次分配缓解收入分配失衡的能力。令人担忧的是，某些企图逃避责任的利益集团完全有可能打着“减税”、“减轻人民负担”之类旗号为自己推卸责任，而这类旗号却能蒙蔽大批受损者也为之摇旗呐喊！
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学习，自是必然；拥有西方背景的各类“专家”也往往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取得较大话语权力；倘若发展中国家国内某种势力企图借助外力的光环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的话语权力还会不成比例地上升。然而，即使这些“专家”满怀真诚，其主张见解也往往有和东道国现实协调的问题，何况他们有的人往往未必真诚呢！在西方国家和国际经济组织的“援助”中，我们常常看到，这类“援助”计划关注的首要目标不是强化受“援”国经济的自主可持续发展能力，而是如何将受“援”国牢牢固定在符合西方利益的轨道上，因此，制订的经济调整计划是否符合受“援”国的实际，专家们对此并不十分在意，以至于斯蒂格利茨曾经讽刺地说，这些专家最熟悉的是受“援”国的五星级酒店。更有甚者，某些“专家”还将为受“援”国提供咨询服务视为攫取非法收益的良机，1990年代，哈佛大学国际开发研究所（HIID）为美国国际开发署在俄罗斯投资、援助项目提供定价6000万美元的咨询服务，该所及其项目负责人、知名经济学家安德雷·谢里佛（Andrei Shleifer）却借机中饱私囊。1997年金融危机期间，以极力主张美元化而闻名的美国经济学家斯蒂夫·汉克（Steve H. Hanke）为印尼总统苏哈托担任财经顾问，而他本人经营的一家公司却在对印尼盾等东南亚货币的投机中大发利市。在中国革命时期，那“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为了在红军中排斥毛泽东的影响力，把李德奉为红军“太上皇”，以至于李德本人在遵义会议之后说，他仅仅是一个顾问，是当时的中共领导层自己授予了他指挥红军的全权。其后果如何，众所周知。那么，今天难道我们就没有类似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