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 2008-11-12 10:04:00
价格改革的顺利推进和真正经验
1989-1994年
——中国价格改革30年（之五）华生
1988年价格闯关的失败，使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们彻底放弃了几年来一直挥之不去的目标规划、整体突破的想法，转回到务实的放调结合双轨推进的轨道。这样，国家开始集中精力大力整顿市场秩序，有针对性的堵塞或控制双轨制的市场漏洞，严肃纪律，同时积极推动价格伺机小步调整、逐步接轨。尽管1989年上半年国家经历了一次大的政治风波和震荡，在1989年下半年以后一段的治理整顿中，也确实出现了少部分人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试图多少转回计划体制的想法和尝试，但是已经放出去的市场轨由于代表了太大的既得利益和人心所在，不仅收不回来，而且随着经济的增长在自然不断扩大。按国家物价局物价研究所对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统计，1989年企业按计划价购进生产资料占全部消费的比重，以实物量计算为44％，即已不足一半。其中煤炭的计划调拨数量为45.4%，钢材为29.7％，木材是21.7％，水泥为15.5％。但如果以金额计算计划部分则更低得多，占28％，即已不足三分之一。同时，所谓计划内价格也不是一个价格，钢材和煤炭都有十多种价格。而且计划内价格水平也差距很大，如钢材差价率大都在50％上下，原油价格更是高达几倍。同时，计划内高价比重逐年上升。到1990年，计划内高价部分，钢材为29％，有色金属为49.6％，木材为33.7％。这就是说，所谓计划价也已面目全非，全面向市场价靠拢。因此，1989年的风波后，中国不可能退回到传统计划体制，当然不是靠几个学者在一、二个座谈会上争出来的，而是如邓小平一再总结的，是因为有改革开放实实在在的成果。这十几年的放权让利形成的利益格局，以及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放调结合放出来的一个庞大市场经济的现实，才是真正决定性的力量。所谓形势比人强，就是这个道理。
1989年开始，除了社会局面曾一度动荡，经济也明显滑坡，市场需求疲软，生产资料计划外价格上涨幅度减缓、平稳，有些还出现了小幅下浮，客观上有助于计划内外价格的进一步靠拢。同时，国家也加快了小步调整如钢铁、煤炭等主要生产资料的步伐。1989年11月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首次在中央文件中详细讨论双轨制问题。指出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是我国具体条件下采取的一种过渡办法，现在弊病越来越明显，已成为经济秩序混乱和腐败滋生的温床，因此要逐步解决双轨制的问题。明后年要结合价格调整，先行统一分配煤炭的价格，变双轨为单轨，以后逐步增加取消双轨制的品种。有意思的是，这个首次论述双轨制的文件，虽然在当时场景下采用的是负面的和批评性的提法，但拟采用的措施，恰恰是莫干山会议上建议的在放调结合的第二个周期，要以调为主，加快双轨过渡到统一价格的思路。
与许多人的印象相反，在放弃了毕其功于一役的闯关，回到放调结合，小步前进、平稳过渡之后，1989年-1991年三年治理整顿期间价格改革的步伐并未放缓。甚至就在动荡的1989年，重工业、交通运输业、市场零售价和农产品价格调整总额在500亿以上，成为几年来的高点。1989年、1990年、1991年三次提高原油出厂价格，原油价格平均累计提高80％。从1990年开始，连续三年上调计划煤价，加上各种超产加价，使计划内综合价与市场价大大靠近，从而为1992年－1994年分步放开煤炭价格创造了条件。由于水泥的市场化程度最高，在1991年就实现了计划内外价格并轨。这阶段的计划价格调整也很有意思，除了调价，还通过颁布大幅调高的临时价（如钢材），转计划内平价指标为计划内高价销售（如石油）的办法，使计划内产品的综合价格显著上升，促进计划内外价格靠拢。到1992年初，计划外市场已占绝对优势，大多数计划内外产品价格已经相差无几，有些产品的所谓计划内价格甚至高于市场价。因此，在1980年代难上加难的价格改革，开始变为承认现实与顺水推舟。1992年8月底，也无需鼓足勇气闯关和高层领导们煞费苦心，只是国家物价局通过简单地修订和颁布《价格管理目录》，就一下子把中央直接管理价格的商品由737种减为89种。其中下放给企业的有537种，下放给地方的有22种，并取消自治理整顿以来颁布的许多产品的全国最高出厂价或统一限价。而且尽管从1992年下半年就经济过热再起，1993、1994年通货膨胀压力比80年代末更甚，其中1993年通货膨胀率为14.7％，1994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4％，为改革开放30年中最高的一年，但并未阻止价格改革的快速前行。比如中央保留管制的粮油销售价格，1993年基本放开，1994年又大幅提高粮油购价。同时鉴于计划外钢铁产品已占到全部产量的绝大部分，计划内由于不断调价和各种各类加价已和市场价差距不大，1993年国务院又批准放开除铁道、军工外占产量97％的钢材价格。1994年再次调整了陆上原油价格，并最后放开煤炭价格。如此等等。可以说，到1990年中期以后，除了垄断行业产品，中国价格改革就主体而言，已经基本完成。因此，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总结并写进教科书的通货膨胀压力大时就不能搞价格改革的所谓“经验”，其实也并不准确。
中国的价格改革成功了，但它的真正经验是什么，人们至今并不清楚，相反，它还往往是今天一些人的批评的对象，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
首先，和这些人的批评相反，中国价格改革之所以能成功，依赖于1970年代末以来的增量改革和放权让利培育了市场主体。从1978年以来，乡镇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当时还极少能合法注册的私营企业）迅速发展壮大，到80年代末已在整个经济和产出份额中占据了半壁江山，由于国家不可能为他们提供计划内平价调拨物资，它们必须依靠市场生存，成为市场发育的一个基础力量。而占主导地位的国营企业由于放权让利的不断深化，有了越来越大的独立地位和追逐利润的动机，而借助于中国改革的地方放权和部门承包的特点，它们利用自销权的不断扩大，把计划价格也搞成了市场因素很大的多轨价，而中央和地方政府迫于财政负担，又经常给政策不给钱，开口子不断让计划平价转为计划高价。1985年1月对自销产品价格完全松绑，使国营大中型企业直接进入市场，并完全把自己的屁股坐在市场一边，不断用各种办法缩减和赖掉自己的计划调拨指标。甚至附属于各种权力机关的翻牌公司，也不是去维护这些机关本应维护的计划行政职能，而是倒卖指标、物资，客观上也在向市场靠拢。因此，放权让利并不是如一些人认为的，与市场化取向无关甚至冲突，而是推进市场化变革的基础力量。因为不是口号和措词，而是亿万人民包括社会既成的组织和单位扩权逐利的社会实践，推动着中国改革市场化的真实进程。
其次，中国价格改革能够平稳完成，是因为采取了放调结合、稳步推进的双轨战略。在1984之前，这条路子走的并不自觉，因为当时在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大背景下，改革的空间还比较狭窄，但是它却是在摸石头过河的增量渐进改革中的一种自然的发展和配合。1984年以后放调结合、双轨过渡的战略被中央自觉的采用，其间虽然在认识上有所反复，但均因及时转向、刹车，没有造成全局性的逆转。放调结合、双轨过渡的路径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经济体制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企业这个市场主体有个逐步转向和学习市场规则的过程；市场本身有个发育和组织的过程；社会公众对价格合理化和市场化所难以避免的价格总水平上升有一个承受力调整，因而需要一个消化和适应的过程。由于物价上涨的理性预期的存在，价格改革特别不适合整体设计、大轰大嗡的喧嚣推进；同时又由于既有的价格体系对应着一定的生产和产业结构，后者的重新调整和配置需要一个过程，因此价格改革要避免造成社会生产的混乱和倒退，也特别不适合采用一步到位的休克疗法。在这种情况下，增量渐进导致的双重体制并存，当然会有摩擦和代价，但它比欲速则不达的一揽子攻关跳跃，其实代价要小的多，速度也快得多（1988年总体规划的五年闯关失败了，但三年治理整顿一完，价格改革已经自然过渡的差不多了）。因为这类一揽子方案，往往既要求政治环境稳定，又要求经济环境宽松，既难以解决现实中各种地方、部门和企业利益之间的冲突和制肘，又无力面对社会大众对价格大变动的自然恐慌、预期过激和社会反弹。这类一揽子方案需要的改革前提，往往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改革过程中最缺乏的东西。这样就难免是出发点还好，但最终不是流产就是造成大的社会动荡和改革挫败。这才是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以及后来社会失稳的真正教训和代价。中国在1989-1991年这个需求萎缩、经济整固因而也被一些人认为的改革停滞和回潮期（其实就经济而言也并不尽然，除价格改革的推进以外，如我国的证券市场就是这个时期开创的），以及在1992-1994这个经济和改革都大大加速，需求和价格也急速膨胀的高涨期中，放调结合的步子越走越快、越走越稳，从而顺利完成了所谓经济体制改革中最危险和决定成败关键的价格部分，充分证明了这个双轨渐进过渡改革战略的正确性和生命力。
从1978年开始到1990年代中能基本完成价格改革，对中国经济三十年的整体转型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价格合理化自由化的过程，就是中国经济不断市场化的过程。实际上，早在改革开放开始不久的1979年，风头正劲的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了“市场经济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主张，但由于当时计划经济在中国还占绝对统治地位，这个思想还不可能为党内多数人所接受。随着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非国营经济和市场因素的发展，1984年10月，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并不算是很鲜明的提法，才写进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报告。尽管如此，声望达到顶峰的邓小平仍然高度评价这个报告是有历史意义的，有些新话。“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因为当时虽然市场因素已经有相当发展，但计划经济在总体上还占有优势。而到1992年初，已经退休的邓小平南巡，再次重申“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能够立即摧朽拉枯、一呼百应，改革潮流迅速席卷全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年就进入党的十四大报告，是因为这时中国经济的基础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市场业已事实成为经济活动的基本载体，计划经济已经变成了强弩之末和沙滩上的建筑，摇摇欲坠。这些充分说明即便是伟大人物，也不能随心所欲，超越社会发展和客观环境的制约。历史不是靠口号，而是要靠领袖人物和亿万人民群众实践的互动和实际社会生活境况的改变推动的。
我们最后要回答的疑问是，既然1990年代中国的价格改革已经成功了，为什么我们今天还面临能源等基础品价格扭曲的困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