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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宏观经济分析中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在上半年，人们在不断地讨论通货膨胀的危险前景，讨论着如何通过货币政策紧缩来控制，在这样的讨论中，人们不关心别的问题，经济下滑，失业增加都被认为是治理通货膨胀必须付出的成本。而在第三季度之后人们发现通货膨胀的危险前景变成了通货紧缩的危险前景，失业和经济下滑都成为了人们关心的中心。在我们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们需要需要反思一下过去，是否有一些教训可以记取。可能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考虑。 首先是对于宏观调控目标的设定。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应该兼顾，但作为发展中国家，小平的观点是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就业和增长在大多数时期应置于更为优先的目标。目前，中国的城镇实际失业率,如果科学计算,应该至少在10%以上,如果没有农村的缓冲作用,还会更高。解决的方法是将提高就业放在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首位,货币政策的制定要放弃只考虑通货膨胀的狭隘目标。 笔者在10年以前提出，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必须包括充分就业，不考虑失业形势的宏观经济分析是不完整的分析。现在我们进一步提出，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优先序应该是：保障就业，经济增长，物价稳定。保障就业在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没有宏观数据监控,我们无法分析失业问题，但不能忽视失业问题。十分遗憾的是，对于失业没有宏观数据监控的现象还在延续，不考虑失业形势的宏观经济分析也还在延续。 其次是如何使用和分析宏观经济数据。宏观经济分析需要使用宏观经济数据，但是我们必须对于宏观经济数据的缺陷有清醒的认识。例如，在2006年，由于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处于较低水平和相对稳定的态势，一些人为了“证明”经济“过热”，对我国现行CPI编辑方法提出质疑。比如，拿CPI“没包含购买住房价格”这个并不成立的理由，断言统计结果低估了当时的通货膨胀水平。在随后的讨论中，这一指责的谬误之处渐被多数人所认知，因此在后来的讨论中，似乎也就没人再提了。这一现象说明一些经济分析人员缺乏对于经济统计学的基本知识，随意发表议论，误导了舆论。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数据，是名义变量。需要把价格变动因素考虑进去，才有可能得出接近实际的增长率。而我们在很长时候，得不到每月的固定资产投资的价格指数，因此人们就使用投资的名义增长率讨论问题，这在物价变化较大的时候往往带来很大的误解。 第三是如何分析物价上升的趋势和原因。在讨论物价的时候人们反复分析居民消费价格的走势，但同样值得分析的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8个分类指数的实际情况，这在有关价格的讨论中往往被忽略。从数据中可以看出，食品、居住价格两个小类价格上涨是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的主要原因。在三个分类：衣着，交通通信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中，价格一直是在下降，而其他三个小类中的价格水平则是小幅度上升。因此判断这是一个结构性的价格上升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也可以判断，这个结构性价格上升, 部分是外部输入的，如能源，大商品的价格，部分是特定商品的供应不足所导致的，主要不是由于总需求过高所导致的，也主要不是由于货币发行过多所导致的。 关于工业生产价格指数的分析，其主要的依据是国际油价的高涨。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国际油价走势中的重要因素首先是美元持续几年的贬值，导致以美元计价的石油产品价格高涨，其次是纽约商交所（NYMEX）原油期货价格对于原油现货价格有直接的影响。 很清楚的是，石油和大商品期货市场上的价格是金融投机力量炒作的结果，投资者的投机行为导致国际油价持续的大幅度波动。在我们通过紧缩货币，紧缩贷款，甚至认为我们的经济下滑和企业关闭都是我们为了控制通货膨胀需要支付的代价时，国际上的投机者却在国际期货市场上通过“做多”而获取超额的利润。这种国际期货市场上的油价高涨很快传导到现货市场，伤害着全球的能源消费者。但始终有人要反复论证，这次价格上升不是结构性的，也反对认为物价上升有输入的成分。这样一些分析导致很多人一直认为货币的紧缩是必要的。 第四是对于流动性的分析。“流动性”和“流动性过剩”等词汇成为一段时期媒体使用最频繁的经济学术语，但很容易看出，人们各自都有对该术语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人们对此现象的态度也是不同的。 凯恩斯应该是比较早使用“流动性”一词的经济学家，在他的著作中，“流动性”就是指的货币。在他分析货币需求时，假设人们需要在两种金融资产中进行选择，一种是货币，一种是债券。他提出了流动性偏好的理论，认为虽然债券能够为人们提供收益，而货币不能提供收益，但人们仍然愿意持有一定的货币，即人们偏好货币，其原因是他所提出的偏好货币的三个动机：交易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由此构成了他的流动性偏好的理论基石，这些理论就是现代宏观经济学中的货币需求理论的重要成分。 在中国讨论上述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不得不提到对这一理论的两个误解。在一段时候，中国学术界将上述三个动机批评为唯心主义，因为在那个年代人们将心理学也几乎划入唯心主义的范畴，根据心理动机解释经济现象更是不能想象的。另一个重要的误解就是将“投机”看作一个负面的现象。实际上在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中的“投机”就是指一个投资者在面对一个投资机会的时候需要一定的货币来投资，因此是一个中性的经济学术语。很可惜的是，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人在使用“投机”一词的时候，具有贬低的含意。 如果希望进一步深入分析“流动性过剩”的现象，首先要研究如何测定“流动性”，才能不会造成混乱。比较狭义的理解，是在银行体系内定义“流动性”。对此可能有两种定义，一种是将“流动性”定义为商业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一种是定义为商业银行“存贷差”。对这两个定义未必一定要分出优劣，因为两个定义都是十分清楚的，相互之间可以换算，所以都是可用的。这样定义的流动性正好是货币政策的调控对象，因此也是政府减少流动性过剩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从商业银行的角度分析问题，为了获取利润最大化，商业银行不会有意把超额存款准备金或者存贷差留的过大，而影响自己的利润。所以显然有些人所说的流动性过剩不是指的这些概念下的流动性。 为此我们可以考虑更广义的流动性定义，例如定义流动性是某一个货币总量指标，例如广义货币供应量（M2）。按照标准的货币供应理论框架分析，货币供应量（M2）等于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之积。曾经有研究显示，在2004-2006年间，基础货币增长基本呈下降趋势。但从货币乘数分析，2000年以来商业银行的平均货币乘数一直呈上升趋势，2000年为3.77倍，2002年之后，稳定在4倍以上，2006年4月后一直在5倍以上。我们奇怪地发现，在此过程，中央银行曾5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但货币乘数并没有随着下降。 该项研究对此现象的解释是有说服力的，他们认为：近些年银行货币乘数的扩大，与过去不同，它已不完全是通过贷款扩张创造的。从银行贷款占金融机构资产的比重看，一直呈下降趋势。因此可以看出一些新现象在起作用，例如近几年商业银行不断增持的大量非信贷资产所具有的货币扩张能力，换句话说金融市场的发展，也在通过银行体系和贷款这些 传统 渠道之外的方式创造货币，并最终创造出流动性。对于这种方式所创造出来的流动性，仅仅控制信贷规模，或者传统的货币政策手段已经不能完全奏效。这个现象在中国存在，在世界其他部分也存在。由于流动性的产生渠道变了，完全靠传统的货币政策手段不能完全控制住。 所以我们看到了目前所使用的货币总量指标的局限性，随着金融活动的发展，我们对于货币总量的定义，或者说对于流动性的定义应该有一个根本的变革。实际上更应该怀疑的是所谓货币理论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回忆一下货币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货币方程式。该方程式在将物价变化与货币变化牢牢的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所依据的前提假设是货币周转速度不变。但在现实中货币周转速度是稳定不变的吗，显然不是，如果货币周转速度在变化，货币理论分析框架的作用就要大大打折扣，这可能是我们需要记取的最重要的教训。 结合以上的反思，当我们展望未来30年的时候，我们希望在未来牢牢地把握保就业，保增长这条主线不动摇。我们在今后的宏观经济分析要对于那些食洋不化的现象有所分析，将我们的经济学研究和政策研究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土壤。 | 
发表于 2009-2-16 09:0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