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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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国《金融时报》杰夫•代尔(Geoff Dyer)、森迪普•塔克(Sundeep Tucker)  2008年1月9日 星期三 
 
如今，没有哪场收购战抑或哪宗资产出售交易在尘埃落定前，外界不会猜测可能有来自中国的竞购者。过去数月，中国企业或政府机构已先后宣布投资巴克莱(Barclays)、贝尔斯登(Bear Stearns)和百仕通(Blackstone)——这3家机构在国际金融界都赫赫有名。从阿富汗的铜，到澳洲塔斯马尼亚的钨，中国矿业和能源企业到处投资。

汤姆森金融(Thomson Financial)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集团今年的海外投资额已增长近一倍。随着美元走弱，美国金融体系遭受打击，中国外汇储备接近1.5万亿美元，这股投资热潮加深了目前一种普遍的观点：地缘政治轴心正在转移。

鉴于这些交易背后的企业，几乎全由一个热衷详细规划的威权的共产党政府控制，这些投资有时看上去像是有组织的、无情的全球扩张战略，一如某个标题所称的“大红支票簿”(The Big Red Chequebook)。

“中国公司”不至于很快主宰世界

不过，尽管媒体大肆渲染北京所谓的“走出去”政策，但中国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远不如人们经常认为的那么协调。交易的出发点更可能是利润、威望和技能，而非外交政策目标。与许多报道标题给人的印象相比，中国投资的规模更小，而且更具试探色彩。中国企业的信心正在增强，但“中国公司”不至于很快主宰世界。

纽约研究机构——荣中战略咨询(China Strategic Advisory)的创始人荣大聂(Daniel Rosen)表示：“外部观察人士通常将‘中国公司'描述为一个由多家企业组成、运作顺畅、密切合作的统一团体，但真相完全相反。”投资海外的交易是“各种不同动机混合”的产物。

本世纪初，当中国开始鼓励本国企业投资海外时，这通常是一项政府牵头的举措。2001年，当时在巴西政府担任部长的罗伯托•詹内蒂(Roberto Giannetti)接待过一个由中国政府官员、银行高管和国有企业老总组成的代表团。他们带来了一项提议：收购全球最大的铁矿石开采商淡水河谷(CVRD)。铁矿石是一种对中国城市化进程至关重要的大宗商品。

此次接洽表明，中国政府如何鼓励各界通力合作，以达到它眼里的国家目标。它还带有一丝天真的色彩：詹内蒂回复道，淡水河谷不能由政府出售，因为该公司已在4年前完成了私有化。

不过，随着中国投资的增长，一种不同的格局正在呈现出来。最近多数投资背后的推动力量是个别企业，而非规划官员。大型交易仍然需要中国国务院（中央政府最高执行机构）批准，但企业有自己的具体动机和战略。英国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驻上海经济学家王志浩(Stephen Green)表示：“下一波交易浪潮的国家战略含量更小，在更大程度上是混沌理论付诸实践。”

国有企业在海外相互竞争

其中一个迹象是国家控股的不同企业之间对交易的竞争，特别是在银行业和石油业。最近数月，3家中资银行——中国建设银行(CCB)、中国工商银行(ICBC)和中国银行(BoC)——分别与新加坡的淡马锡(Temasek)进行了接洽，探讨收购淡马锡所持渣打银行股份的事宜。中石油(PetroChina)和中石化(Sinopec)为苏丹的一条输油管道展开了竞争，尽管中国政府正试图阻止中资企业就石油资产展开更多竞购战。

两年前，当英国汽车制造商罗孚(Rover)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时，破产管理人接到两家中国汽车企业的报价——上海汽车(SAIC)和南京汽车(Nanjing Auto)。今年，这两家企业在中国市场上推出基于罗孚技术打造的几乎完全相同的车型，并且一度威胁要就罗孚知识产权问题在海外对簿公堂。

“要说（中国国有企业）各有特色，或多或少都有自行设定议程的权利，这肯定不假，”北京经济咨询公司龙洲经讯(Dragonomics)的葛艺豪(Arthur Kroeber)表示。“中国政府并没有什么秘密办公室暗中确定全球最重要的50项战略资产。决定追逐什么交易的是企业自己。”

必和必拓(BHP Billiton)竞购力拓(Rio Tinto)，将对中国政府在海外投资方面的角色提出重大考验。银行家表示，几家中国钢铁和能源企业担忧，此笔交易会影响到它们能否获得廉价的矿产资源。据称，北京的政府官员也担心，这宗合并交易与中国的利益不符。但中国企业要迅速发起竞购，似乎在组织方面有难度，即便它们能够筹措到收购资金。

一位最近数日会晤了几家有收购意向的中国企业的资深银行家表示，“中国需要政府有人出面，让大家在该问题上集思广益。中国目前拥有的外汇储备足以收购力拓，但似乎没有人在北京协调应对措施。就像西方一样，要想把企业的董事长们集中到同一个房间里，让他们轻易同意采取一致应对措施，并非易事。”

中国国有企业对政府的依赖已经降低，原因是它们的财务实力更加强大。2006年，国有企业利润增长了35%，达到1.22万亿元人民币（合1650亿美元），而且许多企业有外汇收益，它们可以将这些收益用于收购，避开中国外汇监管机构的官僚程序。

利用股市繁荣充实小金库

许多企业还利用中国股市的繁荣，充实自己的小金库。过去一年，中石油、中国铝业(Chalco)（铝生产商）、中国神华(Shenhua Energy)和中煤能源(China Coal Energy)通过发行股票，各自筹集了10多亿美元资金。银行也是如此。几年前还被视为近乎资不抵债的中国工商银行，去年进行了全球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发行(IPO)，筹集资金219亿美元，为该行今年10月以55.6亿美元收购南非标准银行(Standard Bank)20%的股权提供了资金。

即使在石油领域，政府的实际影响力也没有表面上那样明显。名义上，获取石油资产是中国一项明确的国家战略。随着中国石油需求不断飙升，能源安全成为北京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例如，面对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中国政府坚持与石油储量丰富的苏丹保持密切关系。

中国政府还向石油企业提供了强大的财政支持。中国进出口银行(China Exim Bank)的贷款帮助中石化获得了安哥拉一个大型项目的部分股权。一些美国政府官员甚至指称，中国试图“锁定”能源供应。“政府的财政和政治帮助对中国在安哥拉、苏丹、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投资至关重要，”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ouncil)的乔舒亚•埃森曼(Joshua Eisenman)表示。

但企业的行为表明，它们更注重自己的利润，而非国家战略。在出自中国海外石油资产的石油中，约有三分之二以现货价格销售到全球市场，而非运回中国，然后以得到大量补贴的价格销售。即使在苏丹，中国企业销售给日本的石油，也往往远多于运往国内的数量。

质疑海外资产有助能源安全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驻华盛顿的中国石油问题专家埃里卡•道恩斯(Erica Downs)称，一些中国石油企业高管质疑收购海外资产有助能源安全的说法。“但是，他们会在表面上迎合这种想法，表现出他们在努力增进中国的国家利益，”她表示。

北京大学中国能源外交专家查道炯表示，早在中国政府规划机构开始提出这一构想之前，中国石油企业就在海外寻找石油资源，以增加自己的收入和储量了。“据我所知，进行投资，然后把能源带回国内，从一开始就不是一项政治命令，”他表示。

中国进军海外市场的行动，往往也比新闻标题给人的印象更为温和。中国企业很少进行全盘收购，而是更青睐收购部分股权。美国政界激烈反对中海油(CNOOC)2005年收购尤尼科(Unocal)，是谨慎行事的一个原因，但中国企业也知道，它们没有多少具备管理跨国业务经验的高管。中国移动(China Mobile)去年放弃以53亿美元收购卢森堡公司Millicom，原因之一就是难以管理这家业务横跨16个国家的公司——其中几个国家承认台湾，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

此外，如果说中国对海外金融服务领域的投资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渴望获取经验。几年前，中国大型银行邀请跨国银行购买其少数股权，目的是获得技能。它们投资外国金融机构也遵循了同样的逻辑。如果获得批准，中信证券(Citic Securities)收购贝尔斯登6%股权的交易，几乎不会使其获得对管理层的直接影响力，但却打开了这家中国券商进入华尔街的窗口。同样，通过收购南非标准银行20%的股权，中国工商银行希望学到更多管理跨国银行业务的经验——可能成为在欧美进行更大规模收购的演练。

在资源领域也有类似的务实趋势。中国矿业公司迫切希望参与正在进行的行业整合，但多数公司目前都满足于通过投资个别海外项目来获取经验，而非进行惹人注目的收购。

没有迹象显示敌意将有所消退

中国的投资没有外界有时描述的那样步调一致，抱负也没有那样宏大，可能使其在那些担心中国崛起的国家看上去不那么具有威胁。然而，似乎没有迹象显示敌意将有所消退。今年10月，当华为科技(Huawei Technologies)成为贝恩资本(Bain Capital)以22亿美元收购美国网络设备供应商3Com的少数股权合作伙伴时，一位共和党议员将其称为“对我们自由人民的直接威胁”。

抵制情绪部分来自于对中国购买重要技术的担忧，部分来自于抑制中国爆炸式增长的愿望。然而，即使在通常不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的圈子中，仍然存在对中国政府与企业关系透明度的巨大质疑。

在中海油竞购尤尼科期间，批评集中在中国银行提供的低息贷款上。如今，人们又对中国政府新成立的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公司(CIC)的角色感到担忧。中国问题专家表示，他们仍然不清楚中国投资公司在协助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收购中将扮演何种角色。即使当中国企业主导行动，并追求商业目标时，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模糊关系仍然会削弱人们对中国企业的信任。

“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其规模或者经济增长率，而是缺乏透明度，”荣中战略咨询的荣大聂表示。“世界可以应对中国的庞大规模，但无法应对围绕其动机和系统实际运行方式始终存在的不确定性。”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