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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6月27日，礼拜五。 当这一天终于来到的时候，不知道比尔·盖茨会松一口气呢，还是若有所失。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52岁的他33年以来头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换工作（不，退休倒计时两年前或者说更早就开始了）。 对于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盖茨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标志性时刻”，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说。 不过，盖茨对自己的第二春如是说，“我不是退休，而是重新安排工作优先权……我希望我不至于太富有传奇性。” 放弃微软的全部日常管理工作之后，前世界首富将会把更多时间投入到“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The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中去。他的妻子梅琳达说期待着他的新角色，“我知道他不会每天拿着工具在家里闲晃，那一直是非常清楚的。” 有了告别的仪式感，慈善对于盖茨更像是一种宿命的召唤。两年来，他曾经无数次设想退休后的情形：“将来某一天，也许我会待在基金会中，暗暗地想着：糟了！微软的那些家伙正坐在一起开会，然后作出很酷的决定，而我却没有机会了……不过，也许将来某一天，我学习着有关健康卫生和教育的知识，然后想着，噢，这正是我想要的，正因为我的存在，基金会正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效。” 比起前辈“罪人兼圣人”约翰·D·洛克菲勒，盖茨应该感到幸运，执掌全球最大的私人基金会：580亿美元（约合4000亿元人民币），其规模即使算上通货膨胀，也超过了1913年成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而且，没被看成是在赎罪，是为了让自己和后代避免《圣经》所说的：“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针眼还难。” 在全世界的寄语和恭维中，盖茨最愿意接受的也许是他基金会首席运营官Cheryl Scott说的，“100年之前，卡内基、洛克菲勒作为成功的商人，注意到政府无法完全解决的一些社会问题，我们的基金会是他们之后的榜样。比尔不是第一个，更重要的是，他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美国的慈善家——他将以自己的方式为世界留下遗产。”这是今年3月底，Cheryl Scott在北京接受《中国企业家》专访时说的（请见附文《盖茨基金会揭密》）。 盖茨渐行渐远，那么等待他的会是怎样的命运呢？从商业到慈善，这仅仅是盖茨的个人选择，还是一种有传统的归宿？或者真如约翰·钱伯斯所说，“你的遗产并不是你为人们留下了什么，而是你尚未完成的伟大事业”？ 盖茨基金会揭密—— 看“21世纪的新资本主义”如何“为人民服务” 文 | 本刊记者 雷晓宇 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家》四次走访了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北京办公室。虽然盖茨和他太太“已经被保护成了国家元首”，至少我们可以触摸一下他后半生事业的神经末梢吧，何况这个末梢还在中国。 3月底，盖茨基金会首席运营官Cheryl Scott对《中国企业家》说，“这是一场非凡的旅行，来看中国的发展，了解世界的另一部分、我们重要的项目，通过跟中国政府以及其他合作伙伴合作，带来一些新技术、新概念，解决那些曾被称为‘无法解决的难题’。我认为，比尔对于中国也会有这样深刻的感受。” 与商业表现不同，盖茨的慈善来中国似乎既晚且慢，算不上大手笔——2007年11月，盖茨基金会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办公室，承诺5年内捐资5000万美元（其印度项目5年投入2.58亿美元），帮助中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但因为他是盖茨嘛，正在重写全球公众健康的历史，作为特批的外国慈善基金会进入中国，其战略意义和创新性值得期待。 艾滋病在中国是个敏感的话题。可盖茨基金会北京负责人叶雷不怕：“艾滋病什么时候才不敏感？只有大家都有艾滋病了，就不敏感了。但我们不能等到那个时候。这也是盖茨基金会的特点，在全球都是挑最难的、别人忽略的、不愿意参与的事儿来做。” 到中国去 5月中旬，叶雷回了一趟西雅图。盖茨基金会500多名员工在一家大剧院里开年会（新总部大楼将于2010年启用），“就跟电视节目似的，说得有声有色”。盖茨和梅琳达还来了一次脱口秀，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回答所有人的任何问题。 有人问到了中国——为什么要在中国设立办公室？ “盖茨基金会是不轻易在海外设办公室的。”叶雷说，“我们一般的做法是把钱给别人，你好好做，做得好再给钱，做不好就拜拜。” 去年来中国启动防艾项目时，盖茨曾说，“从医学角度看，中国的艾滋病疫情同其他国家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真正意义非凡的是，在短短几年中，中国政府对HIV/AIDS的态度从忽视转变成重视，并将其提上了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不过，为了取得成功，他们需要得到国际上的支持、鼓励和技术协助，因此我们决定要站出来提供自己的帮助。” 在叶雷看来，盖茨之所以选择中国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倡导性，待在西雅图怎么倡导中国的艾滋病防控呢？第二是连接作用，“肯定不是纯粹只为中国服务，希望将来能够把中国农业、卫生、社会服务方面的经验移植到非洲去。盖茨基金会发展项目的重点还是在非洲，因为他们是真的贫困，这一点没去过的人很难体会。” 很难统计盖茨夫妇去过多少次非洲，正是1994年的新婚旅行对他们后来的慈善事业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他们看到了无数头顶水罐光脚跋涉的妇女、饿得皮包骨的孩子。在肯尼亚，他们甚至被邀请参加了一场割礼仪式。这一切都让他俩心烦意乱。随后，在慈善家母亲的感召和律师父亲的建议下，盖茨拿出9400万美元，建立了“威廉·盖茨基金会”，这就是今天盖茨基金会的前身。 盖茨夫妇管这样的拜访叫“学习之旅”。盖茨的中国学习之旅是从2004年开始的。 那年4月，盖茨例行访问中国。盖茨基金会艾滋病办公室的主任委托前同事、CDC（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艾滋病专家叶雷博士帮忙安排一次圆桌会议。“2003年他们刚在印度开了一个新的防艾项目Avahan，开始对中国感兴趣，要做初步的探索工作。” 但好事多磨，直到2007年4月盖茨第十次访华，事情才有了真正进展。盖茨把5天的行程专门留了一天给基金会，此时已经签约在身的叶雷帮他安排了一些“节目”，探访卫生部及北京朝阳疾病控制中心，盖茨和专家、志愿者、艾滋感染者握手，还谈了谈《断背山》。 从2004年到2007年，盖茨基金会来中国的行程如此漫长，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找人难，一个是注册难。 最开始，在中国设立办公室的建议是著名华裔艾滋病科学家何大一提出的。但是何大一本人不能来中国工作。后来，叶雷从单纯的顾问变成了合适人选——他从1998年来中国，先后有CDC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经历，对于中国卫生系统非常熟悉。 至于说注册，本来所有正式注册的材料在2006年夏天就已经呈报给民政部了，但是后来又因故被耽搁了下来。当时盖茨基金会做法失策，花了不少钱请律师、公关公司找关系，但是此路不通。叶雷给支了个招：让盖茨直接给国家领导人写信。最后这信虽然没写，但还是盖茨本人出马。2007年4月，他在会见一位领导人时提了这事。“这位领导人当场就说，我不是直接管民政部的，但是我可以帮你过问，没问题。” 有时候叶雷也不禁感叹：比尔·盖茨这个名字真的是很好用。这就是名人的价值。不过为了避免麻烦，叶雷保持低调，不轻易告诉别人自己是为盖茨工作的。“现在找我的人比以前多好几倍，因为他们觉得我的大老板就是一大口袋钱。” “为人民服务” 两次在华润大厦的北京办公室里见到叶雷，他都穿着棉布裤子和凉拖鞋。他喜欢骑自行车和徒步旅行，自从做了艾滋病防控的工作之后，他几乎每年要坐上40趟飞机，全中国到处跑，做基层调查。“关于老百姓不公平的生活，我这一个晚上比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三年学到的还多。” 作为一个在台湾出生、在美国度过60年代叛逆岁月的人，叶雷的办公室里有一样东西尤其引人注目——墙上挂着毛泽东那幅著名的书法“为人民服务”。他解释起来还有点激动：“我可不是资本主义。我们做的事情，解决贫困人口、解决疾病卫生、解决教育问题，还要建立一个合理的机制，这哪一样不是社会主义？”（盖茨在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做了“21世纪的新资本主义”的主题演讲。） 慈善世界并不惟钱多。盖茨承认，“我个人的财富与政府预算相比是九牛一毛，大家想一想每年中国的教育经费或者卫生经费就知道了。”梅琳达也说，“美国卫生研究所的预算是290亿美元，加州政府一年的投入是600亿美元，比较之下，我们仍然囊中羞涩。” “钱是很重要，但钱背后的东西更重要。”Cheryl Scott说，“确实，我们带给中国的不只是实际的钱本身，而是我们做事的方式、新技术、新观念。中国项目是解决世界问题的重要部分。” “如果我们为所有中国艾滋病有需求的人服务的话，基金会再多的钱也不够用。”叶雷说，“我觉得理 | 
发表于 2009-2-20 13:3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