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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 白色的大胡子，机灵的目光，要是再拿上个水晶球，约翰· 奈斯比特真有点儿仙风道骨、神机妙算的范儿。作为新书《中国大趋势》的共同作者，奈斯比特夫妇一起接受了我们的采访。约翰不想和妻子挤在长条沙发上，他给自己挑了个单人沙发，舒舒服服坐了下去。采访开始，因为摄影师的拍摄需要，约翰只好和妻子挤在一起。妻子回答问题的时候，他身子倾向一侧靠着扶手，或捻须，或神情俏皮地摸着鼻子，仿佛离得远一点，听得才更真切，分析才更客观，正如约翰对这本关于中国的书的态度一样。“应该说中国人会更了解自己的生活、身边的变化，但是正因为他们深入其中，倒不如我看得清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意思让约翰说出来就是，“我不知道谁发现了水，不过我敢肯定不是鱼。” 对于“世界最顶尖的未来学家之一”的盛名，约翰说，“我不是一个未来学家。”约翰更愿意把自己看成一个学生，“终生学习，不是吗？我们都应该这样。你永远不可能知道未来的真正样子，我们所能做的是利用现在的所有线索，思考这些对于未来的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未来做出推测，这完全依赖你的判断。一切成功的预见都建立在对当下发生事情的发现和归纳上。”约翰说。 《大趋势》的风靡和一条条不断应验的“预言”也让约翰的工作方式为人关注。据说当年他和自己的助手订阅了全美各个州政府所在地以及人口在十万以上城市的报纸。报纸送来后，他第一步是读报剪报，第二步分类归档，第三步做数字统计，第四步分析预测。实际上就是长期坚持读报、剪报，注意跟踪某些新的情况变化，然后进行分类统计、分析预测, 看看社会最关心哪些问题（报纸报导的文字行数多少，就说明了人们的关心程度如何）、各种局部变化之间的相互联系、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就明确了。“在现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你看到可预见的未来，最重要的技能就是学会如何学习。”奈斯比特说。 25年前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谈到美国时这样说：“我们正从旧社会向新社会迈进，而且这一过程还在继续。我们经历过风暴，但是，在充满痛苦和不确定性的今天，美国社会的变革并没有停止。新的美国社会还没有完全形成，但是它已经在改变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生活。”如今，《中国大趋势》描述的是中国的变革。没有人能预测中国新社会的最终形态是什么，毕竟它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这对任何事业来说都是个很好的建议，从未如此大规模地实践过——毕竟有十多亿人在“摸着石头过河”。 你对中国有怎样的预见？ 《中国大趋势》是一部很有野心的书，甚至比《大趋势》更有野心。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新型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了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而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应该这么说，这是我们怀着对中国发展的极大热情所做的预见性描述。 我和夫人一直都在关注中国发生的变化以及这些转变发生的过程，在一天下午我们的讨论中，我们发现所有的信息所指向的不再是25年前《大趋势》那个美国式的系统，不是这个系统发生了什么改变，而是中国正在创造一个新的系统、一种新的模式，我们用“八大支柱”来描绘这个系统。在中国的语境中“支柱”有建筑学上的意义，同样地它也意味着生命的规则。 25年过去了，你的研究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 我从来不喜欢埋头写书，跟我当年做记者的经历相似，我希望能像记者一样体验事实、搜集信息、分析资料，所以我们总是以一种游历的形式在做研究。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过去我得经常往图书馆跑，查阅各种资料，随着信息越来越多，这种查阅的工作也就越来越繁重，很多你了解到的重要信息却无法查证，是互联网带来的便利让很多事情越来越简单。 在对中国的研究中，什么事件或数据是你特别关注的？ 并不一定是轰动的大事件，事实上我很关注中国农村正在发生什么。如果农村发生改变，那么整个中国也会随之改变。现在中国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多，他们生活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不同级别的政治中心，虽然那里发生的事情也很重要，也具有推动性，但那不是全面的中国。 我们通过旅行调查、当地报纸、中国朋友的介绍来了解中国农村的变化。在旅行过程中一个清晰的感受是那里的人们很享受自己简单的生活，他们满足于自己赚钱的方式，可能某种程度上他们比较贫穷，但是他们有很好的社会生活体系。他们坐在一起，聊天、游戏，他们的生活给我们带来另一种视角：什么是中国式的美好生活？每个人的生活都在继续，谁也不能用一个纽约人的生活来判断其他国家人们生活的好坏。 很多西方媒体质疑“中国模式”，你为什么还对中国这么有信心？ 可能西方媒体会认为中国人现在还不能享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权利，但是西方的选民也承认，自己投票选择的是Smallest Evil。奥巴马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看一看反对党所做的，刁难、设置障碍，政府的功能性被削弱，为了一个问题，相互制约的不同政府部门之间争执得不可开交，到最后什么都做不了。 哪里有竞争，哪里就有发展，这个说法或许是对的，但是我认为应该是说哪里有竞争，哪里就有更好的产品。因为对于两家企业来说，谁的产品更好，谁就能在竞争中获胜，他们围绕着各自的产品在竞争，在商业领域来说这是良性的。而在政治领域，像美国，两个政党竞争的标的是同一个国家，他们竞争的或许应该是更好的治理理念，但是这往往是大选前的事，选举过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危机时代的领导》的作者斯蒂芬· 莱因史密斯（Stephen Rhinesmith）是我的好朋友。在与他交谈的时候，我们多次探讨过中国的纵向民主模式与企业领导艺术的相似点。事实上，斯蒂芬提出的宏观引导式领导与中国领导人的执政理念有很多相似之处。他评论说：“宏观引导式的CEO更关注决策的大环境，而不是自己提出解决方案。他们为企业营造价值观、提出总体目标、建立高效的领导队伍;他们重视员工，为员工的参与提供良好的环境与文化;他们坚信恰当的程序会产生最佳决策，而且一旦做出决策就会坚决执行。”任何一个CEO如果能使企业发生像中国这种成功而且彻底的转变都会得到众多赞誉。 金融危机的影响是否预示着某种新的趋势？ 两千年前，亚里士多德说，不要把食物的腐败归罪于食物本身。金融系统中存在很多的腐败，但这个系统本身是好的，除此之外我们再没有别的系统，某种程度上媒体的报道也在放大它的不利影响，从而影响了市场的信心。但是对于中国来说，所受的影响并不那么严重，危机让中国的世界地位显得更加重要。 | 
发表于 2009-11-19 20:3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