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商脉隐秘史：未完成的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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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张泉

一 

马队和旌旗似乎是和乍现的天光一道亮起来的，它们也在天际排成隐隐的一线，那些恍恍惚惚的身影，如同戈壁上蒸腾的海市。转瞬之间，征尘漫过荒凉的古战场滚滚而来。雁门关外，又是新的一日。边关时钟不是更漏里的流沙，而是钟鼓和悲笳。

一夜间须发皆白的将军，怀抱着封侯拜相理想的下级军官，在梦中回到故乡的年轻士兵，以及用生死博取利润的客商，被命运驱逐着不期而遇。在这座随时可能覆灭的关隘里，所有人像浮游半空的沙尘一样不由自主，任风吹散。

无论将士们怎样在边关枕戈待旦，怎样运筹帷幄，或者马革裹尸，最终让一座关城留名的，仍然是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诗人和史官。他们依照自己的想象来重述将军们的悲剧，连杀戮也被附着上传奇的光泽。

雁门关前，明清的诗人被中唐鬼才李贺《雁门太守行》里的一句“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月金鳞开”逼得走投无路，至于那些李白最擅长的古风，更加无法企及：“代马不思越，越禽不恋燕。情性有所习，土风固其然。昔别雁门关，今戍龙庭前。惊沙乱海日，飞雪迷胡天。虮虱生虎鹖，心魂逐旌旃。苦战功不赏，忠诚难可宣。谁怜李飞将，白首没三边。”

然而，还是有一人艰难地为雁门关留下了一副对联，“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这些残留的气脉，如同在弥留之际授业的剑客，依样画出招式，徒弟却已无法从剑客枯萎的手指间看出那些骇人的力道——他便是被明末清初被推崇为文坛盟主的傅山。

汉学家白谦慎在《傅山的世界》里写道：“商业贸易促进了城市化，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城市文化在晚明形成了，它充满活力并具有扩张力。……那些与城市文化相关的艺术，更倾向于诉诸感官的刺激，具有娱乐性、戏剧性和商业性。拥有较多休闲时间的城市居民发展出自己的娱乐需求，戏曲、小说、江湖切口、笑话以及消遣性读物变得日益流行。晚明的文人固然继续作诗，但鲜有惊人的成就，正如徐世溥所言：‘万历五十年无诗。’这不是一个诗的时代。”商业的高度发达，左右着文化的取向，在新兴的世俗生活需求面前，传统一败涂地。生逢傅山的时代，不知是时代愚弄了诗人，还是诗人辜负了时代。

二

作为文人，傅山最初成名依靠的不是诗文，也不是书法，而是勇气。

崇祯九年（1636年），傅山的老师袁继咸被诬告下狱，押往北京处决。三十岁的傅山变卖家产，与薛宗周率领山西学子进京鸣冤。因为京官袒护诬告者，联名文书根本无法递交朝廷，傅山不得不寻找一些新的门径来解决问题，他大量印制揭帖，在京城各衙门散发。这些铺天盖地的传单，在京城引起轩然大波。三个月后，诬告者被抓，又过了三个月，案件水落石出，袁继咸无罪释放。马世奇为此写下《山右二义士记》，尽管傅山刚过而立之年，却自此被奉为山西文人的领袖。

获得虚名的傅山也试图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然而，因为无心八股，六年后的科考，傅山甚至连乡试都未能通过。此后一两年间，帝国如同一架失控的马车，李自成攻陷北京，立足未稳，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天下尽归满人。傅山出家做了道士，据说，他是以这层身份作为掩护，暗中筹划反清复明的斗争。

顺治十一年（1654年），宋谦在河南起义失败，供出山西的几名领袖，在供词中，宋谦特地详细描述了傅山：“傅青主，太原人，生员，今已出家做道人，身穿红衣，号为朱衣道人，年五十岁，在汾州一带游食访人，系知情。”顺治十二年，与傅山一同入狱的萧峰被绞死，朱振宇和张錡则被杖刑，流徙三千里，只有傅山在京官的营救下获释。出狱反而加剧了傅山的内疚，他后来一度以遭受宫刑而苟活著史的司马迁自喻。傅山回到山西隐居，近乎痴狂地寻找重要事件的亲历者，向他们询问明朝覆灭之际，每一次转折的前因后果。他希望将它们真实地记录下来，为一个已经逝去的王朝做最后的祷告。

康熙十七年（1678年），康熙开博学鸿儒特科考试，要求各地举荐贤能，为朝廷效力。尽管傅山以母亲年迈，自己体弱多病为由多次谢绝，却还是被迫启程。临近北京，傅山借口身体不适，止步于崇文门外一座荒寺中，几个月间，到荒寺拜访者、论学者、求字者纷至沓来，傅山则抱定必死之心，写下大量以死亡为主题的诗歌。尽管他最终依然以生病为由，拒绝参加考试，却还是被康熙授予内阁中书，傅山没有接受，却也没有拒绝，这成为他的又一道伤疤。

然而，无论傅山自己怎样愧疚，在山西，他还是被赋予了最高级别的尊崇。山西人说傅山，必缀以“先生”二字，与官阶、功名这些可以换取的头衔相比，这是几乎难以企及的尊荣。傅山一生涉猎领域极多，书法被尊为“晋唐以下第一家”，画被王士祯尊为“画入逸品”，他开创清代金石学，《傅青主女科》独步天下，甚至还著有《傅山拳谱》。对于这样一位全才，民间却如是评价：“字不如诗，诗不如画，画不如医，医不如学，学不如人。”五句话里竟有五个“不如”，句句似贬，其实却是最大的褒奖，因为最终的着力点全落在“人”上，傅山本人可以说明一切，负荷一切，所以，只有他才可以被奉为“晋魂”。

三

书生们反清复明的行动，获得的却是意料之外的结果，它最终导向的不是政治的动荡，反而是商业的迸发，不仅没有颠覆满清的统治，反而间接促成了帝国的繁华。山西的商业神话，最初竟是由两个谋反者奠基的。

康熙二年（1663年），傅山遇到了北上流亡的顾炎武。

乱世逐渐平息，光阴催老了英雄，也催老了慷慨激昂的书生。对许多人来说，遗民不再是一种身份，而仅仅是一重心境，完全可以主动冲破它。然而顾炎武和傅山却还在做着反清复明的长梦，他们在山西创办实业，作为掩护，筹划行动。镖局和票号的出现，据说都与顾炎武和傅山有关。

而当此之时，晋商已经掌握着巨额财富。据说，这些财富正是来自地下，不过不是煤，而是黄金。

李自成攻陷北京后，劫掠了大量黄金。清兵入关，李自成率残部退出京城，取道山西，前往西安避难，他把黄金全部熔成金饼，用骡车运走。然而，一路风声鹤唳，追兵四起，只能沿途不断埋藏金饼，到西安时，金饼十余其三，其余都散落在山西地下，“遂多为晋人先后掘得之”。

这不过只是传说而已。事实上，山西商人的发迹早在李自成入关之前就已完成。明朝时曾有人统计过天下巨富，除了十二位王族重臣之外，还有两位徽商，三位晋商。而晋商的发迹也不是孤立的现象，当时的山西，家产在数十万以下者，都不能被称为富商。

山西商人掌握着巨额财富，甚至不再急于求得一时的利润，不在意商品和货币的快速流通。山西地质干燥，土质坚固，储存的粮食不易变质，地窖也不易崩塌，商人们用地窖大量储存粮食，等待战乱或者灾害这样合适的时机再出手，以获取更高的利润，时常有数百万石粮食被储藏数十年而不上市，商人们依靠垄断来影响市场。

晋商的足迹遍及全国，货物和现款的运输安全，成为极大的隐患。顾炎武、傅山和戴廷栻一起创办镖局，既赚取佣金，更借以笼络人才。此后，顾炎武和傅山开始经营票号，意在操控金融，聚拢财富，为起义做准备。梁启超认为：“山西票号相传为傅青主、顾亭林所创办。”而章太炎也在《顾亭林先生轶事》中说：“有清一代票号制度皆顾、傅所创也。”

书生们创新的举动曾加速了晋商的全面崛起，而那些真伪难辨的传说，却像一句箴言，暗示着山西未来的命运。人们开始专注于地下的宝藏，而不是地上的文明。人们开始习惯于地大物博、不劳而获的生活，不再寻求自身开拓生活的可能。拓荒的精神消失在后辈的血液中，欲望趁势迅速腐蚀着这片黄土地。

更加吊诡的是，尽管明清两代晋商纵横南北，富甲天下，出辽东，下岭南，甚至深入蒙古腹地，依靠对金融的控制，对盐、煤、明矾、皮毛等商品的经营，促成了众多商业化都市的繁荣。山西本土的商业却越来越衰落，山西传统的商贸中心大同，在面对帝国东部那些新兴的商业都会时黯然失色，而随着清廷逐步走向统一，边关贸易也几乎土崩瓦解。晋商几乎点石成金，撒豆为城，却始终没能为故乡留下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商业中心，反而加速了它的衰落。

四

作别傅山之后，顾炎武出雁门关，与友人李因笃等二十余人，“鸠资垦荒于雁门之北”，试图卧薪尝胆，内外策应。此时的雁门关内外，盘桓着大量的江南文人。关于雁门关的诗，大多竟是江南人所作，杏花烟雨江南和塞外的苦寒冷月最终相遇。

雁门关一度是明朝边境贸易的重要商路，粮草、军装、牛马、布绢、茶叶、各类器皿，都经由雁门关源源不断地运往西北，因为雁门关不需要繁冗的通关手续。但是，这条商路并不便捷，相比紫荆关、倒马关，要多走“千五百里，费用过当，客商稍有不至”。所以，明朝政府斟酌再三，决定削减边境贸易的繁文缛节，为商业铺路。雁门关的商业地位受到冲击，却并未完全衰落。战乱不会影响商业的繁荣，反而给予商业发展以充分的理由。

边关的安定一直依赖商业。明初实行军屯制度，军中自产的粮食仍然不能满足军队日常的消耗，商人以粮食换取盐引，刚好解决了军队的日常所需。明中叶，朝廷取消军屯，统发军饷，商人和士兵们开始使用货币交换商品，进一步促进了边关商业的繁荣。纳兰常德在《行国风土记》中描述了边关贸易带来的巨大利润，刺激着商人们铤而走险，它们一路追随军队：“虽锋刃旁午，人马沸腾之机，未肯裹足，轻生而重利，其情乎。当大军云集，斗米白镪十两，酒面果蔬，虽少售亦需数金，一收十利，意犹未尽。其货小其秤入，银大其戥进，官兵受其愚恬不为怪，是以收利盈千万亿。”

然而，这种商业的繁荣大多是一时的，纳兰常德发现，“及大军既撤，仅留守戍官军，食口既少，则所需不繁，货价大减。且需驼无人，一驼仅值二十金，商贾为之色沮，落魄失业者，比比皆然。”边境的商贸具有太多的不稳定性，边关因此不能真正形成商业的中心，而只能是流动的集市。

雁门关的商业终究没能振兴起来，顾炎武和傅山也终究没能完成复国的大业。傅山自称曾是任侠之人，“吾自二十岁以来，交游颇多，亦尽有意气倾倒之人”，即便出家之后，“贫道岑寂中，每读刺客游侠传，便喜动颜色，略有生气矣。”然而，这个意气任侠之人，却还是一再被现实所累，在忠孝之间进退维谷。长兄去世后，年迈的母亲成为傅山最大的牵挂。他在诗中一再提到母亲，他因此不能殉国难，甚至不能公开彻底地宣扬反清复明，快意恩仇。

晚明清初，不但不是诗人的时代，也不再是英雄的时代。所以，雁门关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由一座战马喧腾的关隘，沦为一座记忆的空城。那些英雄骋马，暮云射雁的往事，都已散进塞外无边的风沙。简陋粗糙的石板路，一直通向关城。没有护城河，瓮城规模也极小，只能安置少量守城的兵将。山势天险是雁门关赖以名震天下的根本，也因此，成为其致命的弱点，正如商业在此地单一的发展模式。据说古战场的石头会吸附上数千年前的声音，留存下一些模糊的记忆，然而，在雁门关外，那片荒凉的土地已经失去了往日狂躁的波动，静得像一潭碧水，连一丝回声也没有。

至于傅山，我们对他的记忆，不是他的书画、医术，也不是他无意中促成的商业革新，而是想象。1956年，傅山的名字被梁羽生写进《七剑下天山》。这一次，傅青主不仅是医术圣手，更是武林盟主，他终于可以抛下一切负担，兑现未尽的理想，无所顾忌地向一个时代宣战。我们终于知道，历史上真实的傅山，是一个未完成的傅山。其实，山西的商业神话，又何尝不是一段未完成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