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国企改革进展不多，政府改革进展不多，法治进展不多，这都是它的缺陷。
我个人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的发展方向不能出错。人们并没有看到问题的症结是政府权力太大，反而认为是政府管得不够，希望用扩大政府权力的办法去解决问题。
吴敬琏先生接受致敬 （南方周末记者 麦圈/图）
没有法治上的推进，经济改革走不远
南方周末：新世纪头10年，中国经济从GDP来看一直在以10%的速度增长，但即便取得如此不俗的成就，为什么社会上仍有一些不满的声音？
吴敬琏：我想可能有这么一个问题。现代化的过程往往是各种矛盾被暴露、被释放，而且有时变得激化的一个过程。发展经济学有个可以说是定理性的概括，就是说：在现代化已成为现实的情况下，这个社会趋于稳定；但在这个现代化的过程之中，社会矛盾错综复杂而且容易激化。
旧体制下，虽然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大众的生活水平也很低，但整个社会是一个冻结的状态，大多数民众也不知道可以有另一种生活。现代化的过程中， 人们发现几千年留下来的旧体制可以打破，自己还可以过另一种生活。于是，期望值就变得很高。可这种具有现代性的社会不是一天就能建立的，这个期望值和现实 之间的差距就会拉得很大，这就蕴藏着一个矛盾激化的危险。我想，现在的中国也是这样。世纪之交，我们的经济就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是前20年改革所积累起 来的能量的总释放。但与此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了。
南方周末：有一般的规律起作用，但是不是也有时代的特殊性在起作用？换句话说，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是向上生长的过程，简单而明快。比较而言，2000年以后是不是更复杂一些？
吴敬琏：这样说大体上是对的。但1990年代固然向上，也不无遗憾。没有政治体制尤其是法治上的推进，经济改革是走不远的。但 1990年代我们还认识不到这一点。所以，1990年代国企改革进展不多，政府改革进展不多，法治进展不多，这都是它的缺陷。到了2000年以后，缺陷逐 步扩大，只是因为经济高速增长，有些缺陷被暂时掩盖了。
政府成市场主体，就不叫市场经济
南方周末：如果顺着您刚才的逻辑展开，过于强势的政府加市场经济，本来只应该是一种过渡状态。
吴敬琏：对，只能过渡，而不能一直强化，以致成为常态。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点，是自由的、自主的交换，如果上面始终有行政力量在控制一切，如果强势政府强化到一定程度，那就不叫市场经济，就叫权贵资本主义了。大概从1998年开始，我就提出这个问题。
南方周末：有的地方政府其实已经成了市场主体，资源配置主要是由政府来完成的。
吴敬琏：应该说是这样的，主要的资源，比如土地资源、信贷资源，相当大程度是这样。
南方周末：以政府为市场主体的这种形态还叫市场经济吗？
吴敬琏：这就不叫市场经济了。
南方周末：我注意到您抨击过“重商主义”。是不是当下的情况跟历史上的“重商主义”更接近？
吴敬琏：是这样，我还用过一个词，叫“原始资本主义”，也就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不能叫市场经济，看亚当·斯密的著作就会明白，整个《国富论》就是批重商主义的。你要强化重商主义，贫富悬殊就不能避免。
现在两极分化特别严重，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增长方式，主要靠投资拉动的增长，一定会造成收入的比重下降，这是马克思已经讲清楚了的问题；再一个是体 制上的原因，就是重商主义、普遍寻租这么一个体制基础。当然，贫富悬殊也跟市场经济有关，但悬殊到如此程度，则不是市场经济的结果。
南方周末：除了两极分化，重商主义还有一个后果您也谈到过，就是现在普遍的再杠杆化或资产的泡沫化。这给中国经济带来的风险，可能不比美国的金融危机小。
吴敬琏：不独中国，这在东亚国家和地区是普遍现象。东亚国家和地区受政府主导的泡沫化之苦，比发达国家严重得多，无一例外地，都是泡沫一破灭就陷入长期的停滞。当然，如果改革决心很大，客观条件又容许，也不是不能走出停滞。典型的例子是韩国。
国企改革最大的成就是“放小”
南方周末：韩国是怎么走出来的？
吴敬琏：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它在经济上完全改弦更张。从跟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完全一样的出口导向，转到以提高效率作为中心任务。
发表于 2010-8-14 10:4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