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如何找准“抓手”？
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当中占比偏低 居民“没钱花”“不敢花”导致内需不足
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当前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据业界人士展望分析，“十二五”期间事业单位工资调整、冻结垄断企业工资、实现同工同酬、竞争性行业一线员工工资涨幅加快，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等内容可能是调整的重点。与此同时，调整措施可能更加合理与科学，兼顾效率与公平。
收入差距拉大影响社会稳定
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为0.48，目前基尼系数可能在0.5左右。
鉴此，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表示：“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到了非调整不可的地步。”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实现GDP高速增长，国家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些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目标。经过31年高速增长，如今这个目标已实现，我国人均GDP从当初的200美元增加到今天的近4000美元。但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随之而来的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不同人群、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显现。”蔡志洲进一步分析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余斌指出，“十二五”期间如何优化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成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环节。
余斌还就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现状作了这样分析：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存在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收入分配不公平，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占比偏低三大突出问题。这些问题归结起来，确有要素禀赋、发展阶段、国际分工格局等方面的原因，但体制性弊端是根本原因。一方面，初次分配过于“亲资本”，劳动者报酬占比总体偏低，而且行业间差别过大，居民没钱花；另一方面，二次分配力度不足，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安全网不健全，使得居民有钱不敢花。居民“没钱花”和“有钱不敢花”正是当前收入分配格局引发的内需相对不足的症结所在。
需把握怎样的方向标
北京大学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肖鸣政认为，初次分配以促进提高效率为主，适当拉开差距，但要保证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存。第二次分配以公平为原则，通过调节税收，如征收遗产税、房地产税来平衡差距。对高收入群体征收个人所得税，或鼓励他们多为社会捐赠，而对于低收入群体，可予以政府补贴、福利等保障性政策倾斜，通过对富人征税和向穷人补贴来达到均衡目标。
关于收入分配均衡化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副部长贡森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国家过度保障可能窒息地方、单位、社区、家庭和个人的自我努力，就会导致依赖心理甚至‘养懒汉’。因此，基本保障需要精心设计、认真组织。”
据贡森分析，按照库兹涅茨对收入差距变动的分析框架，我国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有一个相同点，即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初期导致和加剧了收入分配问题；同时我国有两个主要不同点，一是没有遗产税和完善的资本税，以减弱富人的资本积累速度，二是民主政治体制还在建设完善中，还难以保证多元主体的参与和利益平衡。因此，在我国特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要扭转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下降和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关键在于中长期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加快二元经济向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转移过程，以及建立健全税收和政治制度。既不能听任“完全的自由市场”自动修复，也不能寄希望于政府直接干预市场的初次分配。
蔡志洲认为，在初次分配中，提高职工工资，势必增加投资者特别是企业的成本，如果工资涨幅太大，会影响企业投资积极性，有些企业主甚至可能撤出投资。因此，收入分配调整一定要把握好度，寻找一个合适的平衡点，原则上是逐步改善，首先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慢慢来，步子不要迈得太快。
蔡志洲对“十二五”规划关于收入分配调整的目标作了这样的预期：“国民收入与GDP增长速度基本保持同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要快于城市居民，低收入人群有基本保障，居民收入在增长，收入差距在缩小，到了‘十三五’基本上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余斌认为，“十二五”期间调整收入分配可以从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以及政府支出结构三个环节入手，并通过多种可选择的途径来实施。初次分配环节，可选择减少企业营业盈余和政府生产税净额，相应增加劳动者报酬和居民财产性收入，调整不同部门和不同产业间不合理的劳动者报酬。二次分配可扩展社会保障范围，适当提高企业，特别是政府负担的水平；减少政府向国有企业的资本转移，增加向居民的经常转移；调整非生产税税制，增加对居民的直接货币性补贴。政府支出调整环节，主要是增加政府消费中的实物转移，增加公共服务供给。
发表于 2010-9-23 2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