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应体现为对2009年以来全球流动性泛滥及其后遗症的治理和修正 陆磊
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将面临通胀管理与竞争力下降的双重压力，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悖论之一：人民币对内贬值与对外升值并存。2010年第四季度至2011年上半年，4%左右的月度通胀伴随经济增长；同时，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保持升势，这意味着自2002年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以贸易顺差所体现的外部需求，将必然在中期呈现持续下降态势。这也意味着相对高的通胀并不伴随经济高涨，而伴生的是需求萎缩的隐忧。 悖论之二：控制通胀与要素价格改革并存。自2010年10月19日加息起，中国已经进入紧缩性货币政策通道，但以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为核心内容的要素价格改革必将在中期持续推高通胀，这意味着中国正在艰难寻求平衡——短期内必须平抑物价及其预期，中期必须推动要素价格达到合理水平；后者将系统性地改变中国的禀赋优势与全球分工。这就导致了两个问题：中国中期增长率会否下台阶？中国是否应该对通胀具有更高的容忍度？ 悖论之三：投资拉动与扩大消费任务的并存。2009年以来，信贷推动投资，投资拉动增长，但造成流动性过剩和通胀预期，居民收入实际购买力缩水。因此，扩大消费意味着投资增速应有所降低，但是，消费的前提是可支配收入，而必要的投资增长才可能造就就业和工薪收入。由此面临的矛盾是，2011年起应该具有怎样的信贷和投资增长，如何不带来通胀而造就收入增加？ 悖论之四：世界工厂与节能减排压力的并存。至少在2011-2013年间，中国世界工厂地位不会被动摇，但节能减排似乎已经成为中期增长的硬约束。于是面临是否真实实现要素消耗下降，并可确保可持续增长的难题。 显然，上述悖论似乎缺乏完美的解决方案，所有依据经典宏观经济理论所衍生的政策建议都只能解决悖论中的一个问题而导致另一个问题进一步恶化。 关键是政策选择需要体现转型的治理理念。在宏观层面，单纯的保增长或压通胀仅仅是表象，更深层次的考量是所谓包容性增长——在宏观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利益格局重组。中国的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最终完成，这会导致中国从世界工厂和制造业产品输出地转向消费品和服务市场，投资和出口引擎因此转变为投资与消费引擎；而短期的通胀治理事实上更多地兼顾了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保持增长。 货币紧缩将是2011年上半年的政策主旋律。一方面，货币信贷过量投放显然造成了通胀预期和资产价格泡沫化；另一方面，巨额信贷余额造就了持续居高不下的信用风险，且此类信用风险与资产价格已经高度捆绑。存款准备金是对银行资本的有效替代，可以应对银行资产质量下降。因此，高存款准备金率或许是常态。 人民币升值则决定了转型的力度。一是人民币升值将在中期造成一个有趣现象：升值预期推动“热钱”流入，“热钱”推动外汇储备增长和基础货币投放，可贷资金扩张但央行票据和准备金资产增加。其结果是银行业总资产扩张但信贷资产扩张速度下降，这意味着银行资产结构优化。二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上升，的确造成中国净出口下降，并进而在中期推动中国降低对外需的依赖。三是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境外输入型通胀的屏蔽，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依托本外币政策共同应对宏观变量变化的调控工具组合转型。 在经历了2009年的保增长和2010年的调整期后，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将体现为对2009年以来全球流动性泛滥及其后遗症的治理和修正，并开始立足长期增长格局设计。如果2011年-2012年是转型年，则今后的中期增长可期。 | 
发表于 2010-12-13 08:38:00
发表于 2010-12-13 08:4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