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意义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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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富”是中国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条件

——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孙立坚

备受瞩目的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于12月10日在北京召开。因为它是对当前经济形势和第二年宏观经济政策最权威的风向标定调，而且也是每年级别最高的经济工作会议，加之明年又是“十二五”的第一年，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它的核心内容加以正确的理解。至少从最近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拳的调整和12月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上，我们能看出“防通胀、压泡沫”已经成为接下来保证中国社会顺利推动“十二五规划”的必要条件。本文将就这一特征和十二五规划中所强调的“民富、经济方式的转型”等核心元素谈几点前瞻性的思考，事实上它们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

首先，抑制通胀、遏制泡沫对改善民生问题至关重要。在今天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发达国家超宽松货币政策的环境压力下，“被救活”的全球金融资本，跟还没有找到明确“增长点”的产业资本一起去争夺宝贵的生产资源、生活资源，甚至高储蓄或高增长支撑的生存环境，从而导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率先进入了一个受到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压力、资产泡沫和本币升值现象困扰得经济环境。这给我们目前发展阶段所决定的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另一方面，由于这一阶段政府救市政策集中的领域主要在于一些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见效周期长，公共品色彩浓”的投资项目上，所以，一时闲置下来的大量产业资金(尤其是民营资本)，很容易在“负利率”状况下与大众储蓄，甚至海外热钱，一起挤入到中国欠发达的资本市场或资源稀缺的要素市场，寻求价格泡沫所带来的迅速但又短暂的财富效应。这样一来，严重干扰了“十二五规划”中所提出的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而且，在中国目前贫富分化的格局中通胀压力持续攀升也会带来更加严重的“社会不和谐”问题。目前中国货币政策的不断收紧，也体现出了当前通胀形势的严峻性。

第二，营造“民富”的发展模式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基础。从国际发展经验上看，任何推动内需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国家或强调第三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或地区，都是在自己完成了大众原始财富积累的阶段之后，才出现了所预期的质的飞跃。但对中国社会来讲，今天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大多数人还没有进入小康社会，他们目前的生活模式就是以储蓄为主的行为方式，加工资或价格补贴等措施并没有获得理论上所预期的刺激内需的效果。反而让我们看到的是社会的储蓄在增加，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在膨胀。为此，我们需要寻找更加便捷可行的方式，让他们能够尽快完成原始财富积累的阶段，从而即使在通胀或经济周期调整的负面冲击下也能够保持较高的消费倾向。当然，令我们担忧的是今天按照邓小平发展战略已经实现的那部分先“富”起来的群体，今天却没有成为中国经济转型所需要的不可或缺的消费力量，反而它们也在热衷于储蓄和金融投资。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还没有健全，生活成本被物价上涨和金融泡沫在推高，于是，抗衡未来通胀、不确定支出等所需要的“预防性储蓄”变得越来越强。如果我们制度到位，这一切都成为了过度储蓄。再者，我们也注意到，极少数没有后顾之忧的富裕阶层，今天他们在国内也是以金融投资为主的生活方式在度日，而在国外却表现出非常阔绰的消费方式，甚至到了让外国人误解中国人今天是世界上最富裕的群体的地步！如何让这一部分人通过它们自愿的在国内消费，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和保证更多的财富转移到为它们提高优质消费品和服务的中低收入阶层的手中这样一种的良性循环的收入再分配方式，已经成为需要我们决策部门花大精力来解决的问题。同时，在“十二五规划”的实施期间中，除了提高个税起征点等措施外，国家还要创造各种可能的条件将国库的财富转移到给百姓带来获取财富能力的教育投资、住房投资、医疗投资和社会保障投资等公共品领域中来。否则，民不富就没有可持续的内需增长，就没有企业创新的动力形成，而没有创新和盈利能力的企业就更加会抑制百姓收入的可持续增长。

第三，打造“企业家精神”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改变、增强市场活力的关键所在。今天中国内需不旺的一个很大原因是中国社会的市场环境中还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诚信”压力，急功近利的短视获利行为还有不小的市场，所以，这种糟糕的商业文化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失去中国社会本应该有的消费力量和就业机会以及收入增长的空间。除此之外，导致中国社会缺乏具有“自主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的原因，主要还在于以下几点：一是我们缺乏站上世界之巅的企业文化、人力资源和品牌效应，这样很容易出现同质化、甚至发展到恶性竞争、破坏价格而没有一点创新结果的糟糕地步。有很多地区看上去积极响应政府的新兴战略产业发展计划，但由于缺乏对本地区比较优势的正确认识，所以，结果是浪费了宝贵的资源，而仅仅停留在一个个形象工程的阶段——它不仅没有推动当地生产力的发展，反而却因为破坏正常的竞争秩序而扰乱了其他具备产业升级的地区和企业的转型与发展。二是市场垄断和市场歧视的问题还较严重。于是，常常出现资源和市场份额过分集中的大企业，因为享受着垄断利润而失去了创新的动力。而缺乏资源扶持和市场准入条件的中小企业或民营资本，却可能因为各种壁垒而不得不见缝插针，四面出击。甚至在当前金融危机的冲击面前，失去了做实业的动力，将其产业资本投入到了更为短视的泡沫资产上。三是我们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的社会环境。这包括人们对假冒伪劣产品的自觉杜绝行为和政府打假的决心与力度。有时它的彻底解决还要取决于“民富”的程度。四是金融等要素市场资源配置的扭曲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创新人才今天失去充分的资源保障，那么，没有商家会冒险去做自己向往而赔本的事情。我们注意到美国的企业家和市场的慈善家与国家资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只要有本事，相对其他发达国家而言，人人都有可能去实现“美国之梦”。所以，中国也要通过遗产税的建立和企业所得税的减免这样的组合拳来鼓励更多的成功企业家进入到扶持产业创新的慈善事业中。我认为，今天，尽快为民营资本开辟一个帮助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创新舞台已经变得刻不容缓。否则，它们过多的集中在金融投资领域真得会给“结构转变”的目标造成麻烦。

当然，我们要认识到“扩内需、保民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我们持久不懈的努力和全民齐心协力的奋斗。但是，在还没有完全将“新”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不能轻易地把经过改革开放30年证明成功的东西，当“旧”玩艺去大刀阔斧的破除它。至少要坚持自由贸易的理念来维护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而不能用那些没有必然内在关联的手段，如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政策来强制性的遏制中国企业的出口优势。因为在还没有完成原始财富积累的发展阶段，社会大众的储蓄偏好的结果，就会造成自然的贸易顺差结构！另外，走向低碳经济这样发展方式的转变也要循序渐进，不能不顾及中国今天投资为主导的发展阶段和人均收入较低的客观条件。当然，在协调“中国利益”(全民进入小康社会)和“世界利益”（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负起“大国的责任”）的关系上，今后五年更加会考验全体中国人民的智慧和中国政府在“内外经济利益”权衡上的决断能力。这些也将是我们“十二五规划”目标顺利完成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