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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分析人士说，事实证明，中国政府两年前出台的以四万亿元投资为代表的一揽子刺激计划是科学的、必要的、效果显著的，它并不是如当初外界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反应过度了”。 12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之一。这对中国“十二五”开局之年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也有利于为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两年前，正值国际金融危机深度蔓延之际，采取哪些切实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尽早遏制中国经济下滑势头并化“危”为“机”，是当时的“当务之急”。 2008年11月初，中国政府宣布，将采取十大措施在未来两年内投资4万亿元以刺激经济，这些措施被统称为“一揽子计划”。之后，“一揽子计划”继续丰富充实，投资额也不止4万亿元了。 在经济困难面前，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中国政府科学决策、果断出台的“一揽子计划”，动作快、出拳重、措施准，极大地增强和鼓舞了人们应对危机的信心。 事实证明，中国应对金融危机冲击出台的“一揽子计划”及时扭转了经济深度下滑的风险，完成了“保八”的经济增长目标，不仅为中国经济提供了一个健康稳定的发展平台，更为世界经济的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曾于去年对国内73名对宏观经济有研究的专家进行调查，95%的经济学家认为“一揽子计划”可发挥“保增长”作用。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去年底接受新华社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通过全国人民一年的努力，我们稳住了经济、稳定了就业，保持了社会的安宁。 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出台的“一揽子计划”虽是应对危机的“非常态计划”，但也并非简单的权宜之策。正如温家宝所说，这是一个完整的计划，是一个统筹兼顾的计划，就是兼顾当前和长远，运用市场和宏观调控“两只手”，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方案。 令人记忆犹新的是，随着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出台，中国又掀起了区域发展规划编制热潮，防止新一轮地方“GDP竞赛”；而为了弥补“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中国自2009年以来采取了一系列包括汽车下乡、摩托下乡等刺激农村需求的“扩内需”政策；“一揽子计划”中还处处可见“惠民生”的身影，如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以及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比例等等。 诚然，作为“应对危机政策”重要举措，“一揽子计划”在带动中国经济快速企稳回升的同时，也带来了资产价格上涨、市场流动性由充裕向过剩转化的风险以及通胀预期。 但正如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所所长汪同三所说，凡事没有“马后炮”，面对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没有任何国家能难判断它到底能影响多深远，因此，当时中国采取的一揽子刺激经济计划无论是从推进力度还是实施效果看都是十分有效的。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政策，但如果让我给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打分，我会打90以上的高分。”汪同三认为，打高分不仅因为它为正在转型的中国经济提供了一个平稳发展的平台，也因为政策制定者从一开始就做出审时度势、不断完善和调整的表态。 面对大力度的刺激政策可能带来的一些隐患，中共高层并未讳言且早有预案。温家宝在去年底接受专访时指出，应对这样一场大的危机，可能需要付出一些代价，也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 “到今年(2009年)下半年，我们开始有时间冷静地思考一下我们的过去，研究应对危机中出现的问题，冷静地思考一下我们的未来。”他说。 两年来，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乃至中央领导人在各种国际经济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官方一再表示，中国将针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 人们注意到，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最为困难之年”的经济工作定调，“必须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而2009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为“最复杂之年”的经济工作定调，“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相应的，200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持把扭转经济增速下滑趋势作为宏观调控最重要的目标，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则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主要是强调好字当头。 虽然两份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当年经济发展目标都是8%，但内涵大不一样：2009年的8%最重要的是保增长；而2010年的8%，意味着把更多精力放在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 事实上，早在2009年下半年，中国已在信贷领域迈出了“调整”步伐。从调高银行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要求，到严控存贷比、贷款集中度等监管指标，再到《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等一揽子监管新规的出台，中国在约束银行放贷冲动的同时，有效引导银行资金切实流向实体经济。 “2009年信贷投放量的大幅增加是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种非常态举措，今年新增信贷目标较去年全年发放贷款额有所回落，合理引导货币条件逐步从反危机状态回归常态水平。”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微博)说。 2011年，中国经济发展仍将面临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从国际上看，世界经济有望继续恢复增长，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一些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得外部环境更为险恶；从国内看，宏观经济平稳运行但面临复杂形势，通胀预期增加、经济结构调整压力加大，粮食稳定增产和农民持续增收基础不牢固，资源环境约束强化。 因此，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要积极稳健、审慎灵活，重点是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增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可持续性和内生动力。 观察人士普遍注意到，中国明年货币政策的基调从“适度宽松”转为“稳健”，但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意味着中国还不会全面退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非常态政策，保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仍是最主要的任务。 而站在更长的历史纵轴上看，2011年不仅意味着两年反危机“一揽子计划”的到期，也是中国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更是新世纪前二十年的承上启下点，关乎中国2020年一系列战略目标的实现进程。 可以预见的是，当中国经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将处于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交织，结构性问题和体制性问题并存，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互联的情势下，如何提高中国驾驭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将是考验决策层勇气和智慧的大课题，这尤其需要在复杂的声音中保持清醒头脑并坚持自己的步调。(记者 李云路 王建华 刘欢) | 
发表于 2010-12-13 19:5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