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邮》杂志2011年第3期 作者:李曙光 亲身体会告诉我,邮集作者最烦恼的莫过于辛辛苦苦编组的邮集,在参展获奖后再次送展时,不但没有获得自己认为应该得到的成绩,反来源:《集邮》杂志2011年第3期 作者:李曙光
亲身体会告诉我,邮集作者最烦恼的莫过于辛辛苦苦编组的邮集,在参展获奖后再次送展时,不但没有获得自己认为应该得到的成绩,反而减分降级。这是邮集作者最不愿意听到和看到的信息,也是最不能够一下子接受的现实。可是近几年我参加国际或世界邮展评审,每次都会遇到类似情况。在2010年曼谷亚展上,我所在的邮政历史组共评审邮集44部,其中有4部邮集减分降级,约占9%。因衷心希望国人每次都取得好成绩,当我国参展邮集遇到这种情况,我必然会据理说明,有时候甚至就是争分;可当这种努力无济于事时,心中也是一片苦楚。实际上,减分降级是由多种因素酿成的。 一、邮集本身有硬伤 因为处理欠缺,或是素材取舍不当,造成邮集明显缺憾。这种情况多发生在5框邮集获得大镀金奖后改成8框参展时。 由5框邮集改成8框邮集,对邮集作者来说是一件高兴的事情,同时也是“福兮祸所倚”,需要格外警惕的一次送展。往往此时容易犯的通病是:一下子增加3框的素材,显得力不从心,于是就拼凑,原来一页摆放2件素材的贴片,现在只放一件了,大大缩水。有的连续几页贴片都是相同内容、相同形式,重复的素材扎堆,看不到明显变化。有的邮集甚至把毫不相干的素材夹带其中,充数占个位子。结果,被评审员看到的是一部整体水平下降很多的“新邮集”。就像原来一碗浓浓的土鸡汤,本是美味佳肴,却被狠狠地加上了半碗水,鸡汤的数量增多了,口感却大打折扣,淡而无味了。 2010曼谷亚展上,有一部名为《The overseas Chinese remittances and letters (1894-1949)》的邮政史邮集,就是在2009洛阳世展上荣获大镀金奖85分,由5框改为8框参展的。邮集作者使用1940-1949年期间的素材多达70页贴片,而1911年之前的素材仅7个贴片,处理上有些欠当,均衡性失调。为此,处理和重要性得了23分,比2009洛阳世展少了1分。邮集的贴片数量增加了,但个人研究显得弱了些,仅得24分,又比2009洛阳世展少得了1分。整部邮集83分,获镀金奖。可以说,评审员们完全是在评审一部崭新的邮集,虽然有可能会参考过去的成绩,但那不是依据,不是丝毫不能改变。 也有这样的情况,有的邮集作者把不经任何修改的获奖邮集再次送展。如果遇上新的评审员,他自然会依据自己的亲眼所见提出个人看法,与过去的评审有差异实属正常。如果遇到同一位评审员,也许他会对不经修改就送展的邮集表示惊讶,不仅会提出改进建议,可能在评审上也会比上一次更严格一些。 二、评审员可能有误 评审员不是神,并不是每位评审员的水平都一样高,也不是每位评审员对同一部邮集的评分都一模一样。为了互相补缺,国际邮展和世界邮展的评审过程都是以小组为单位,几位评审员一起评议打分。而用现在打分的方式评审,总难免有个人感情的因素夹杂其中。 绝大多数情况下,邮集的评审是公正公平、令人信服的,但有时也会因历史、民族、邮识、个性等多方面的原因,使一些优秀邮集蒙受委屈。沈曾华先生便是典型一例。 1990年5月,沈老的《华东人民邮政》邮集(7框112页贴片)在英国世界邮展上荣获金奖。日本集邮家水原明窗评论说:“那次邮展的评审很严,有些以往得大金奖的邮集被降了一个等级而落至金奖,其他比此更严厉的评论亦有所见。就在这样严格的评审之下,沈曾华先生的邮集出色地荣获了金奖。” 两年后的1992年6月,同部邮集(8框128页贴片)送展西班牙格林拉达世界邮展。沈老说,他对邮集作了较大的补充,“增加和重新制作的贴片达30多页。其中又增加了一些较好的邮品,在研究工作上也作了补充,整个结构更趋合理,有的贴片制作又有了改进。应当说这部邮集较之伦敦邮展确实又有了提高”。 可是评审结果却出人意料,《华东人民邮政》邮集仅得了大镀金奖加祝贺。水原先生得知后专门致信沈老:“我很是惊讶,并禁不住感到愤慨。”沈老后来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个别评审员抱有偏见外,其主要原因是有一部分评审员还缺乏中国历史知识。评价一部邮集,如只简单地以时间早晚或以地区归属来划分其重要性,而不了解其具体历史背景,就不能得出关于其重要性的正确评价。”我想,沈老与水原先生对于这次评审的评价,是客观的。 当然,每次评审,组长是个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如果他的邮识渊博一些,他的亲和力强一些,他的心态豁达一些,有些问题还是有说明和商量的空间。否则,最简单的问题也难以解决。而介绍邮集,沟通联络感情的事,还取决于平时,如果专门为某部邮集不顾一切地去临时游说,会让人感觉功利性太强。 三、关键还是在自己 FIP邮展规则有这样一条规定:邮展评审委员会的决定即为终裁,不接受任何上诉。也就是说,是对是错,一锤定音。大家可以议论,但无法更改。似乎这条规则残酷了一些,但对于这样的评审方式,如果公开讨论,最后的结果会是众说纷纭,相互埋怨。集邮本来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当我们无法改变别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改变自己,与其无奈,不如奋进,山不过来,我过去。 我的《中国军邮史1931-1953》邮集,在荣获金奖后多次参展。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每一次参展前我都会对邮集作一些调整和补充,总想着精益求精,总认为这一次是最好的。花钱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转动脑筋,在编组技巧上下功夫,以智慧取胜。可是每一次的结果都无法与我个人的意愿吻合。特别是2006年美国世展,当专家组对我邮集中的几件邮品质疑,提出需要拿出证书时,我有些疑惑。“需要出示证书”尽管是很客气的措施,实际上表示了对这几件邮品的不信任。我不理解的是有一件来自老集邮家邮集的邮品,人家展了十多年都没问题,怎么到了我这儿就不行了呢?当然也有其他的实寄封上有死戳的事实,让我哑口无言。我体会到还是多学学他人的邮集、多在自己的邮集身上找毛病的好。 比如,有的邮集,每一件实寄封都有邮资、邮路、邮戳的说明,这就是要求每件素材信息齐全,有故事可讲,无形中展示了邮品收藏的丰厚底蕴。 比如,有的邮集,巧妙地摆放邮品和选用字体,使原本枯燥乏味的贴片充满了生机,迸发出一种独特的美感。 比如,有的邮集,把相关的历史背景融入邮集之中,分寸得当,毫无喧宾夺主之嫌;而邮史故事连贯流畅,并有首日封、尾日封相伴,欣赏起来就像读一本书。 比如,有的邮集作者,在冲刺大镀金奖时,会有意识地保留一些强势邮品,以备5框升8框时真正充实提高,而不仅仅是填空补缺。 编组邮集是一种娱乐和享受,是给自己看、给喜欢自己邮集的人看,不仅仅是做给评审员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