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幛喆 1988年9月1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了一则报道，标题是：“中南海里购股票”。报道总共不到300字，内容是：中南海国务院大院里，汇集了很多人，都在踊跃购买一种从来没买过的东西——股票…… 当日早6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广播了这一消息。没想到一下就炸了窝。当日上午9点，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问国务院办公厅：“谁在中南海里卖股票了？”敏感的外国通讯社也广泛报道。许多人打电话问我，他们能不能也到中南海发股票？ 此事的背景和缘由是： 1988年7月，国家体改委在沈阳召开了一次有关股份制试点企业的会议。会议期间，沈阳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领导咨询体改委的有关领导“可否到北京发金杯股票”，体改委的有关领导没有明确说可以还是不可以，但当时给金杯公司的感觉是可以试试。 于是金杯公司开始了投石问路的发股票举动。当时在体改委工作的我正好参与了这件事。 1988年9月8日中午，我帮助金杯公司的发行人把该公司的招股章程贴到了国家体改委机关办公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食堂门口，告知大家今天下午2点发行金杯股票。 当时金杯公司派来2位同志，我们3人就在国家体改委机关办公楼的过道大厅处摆了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开始了工作。 我们整整呆了一下午，发行工作不理想。其原因： 一是许多机关干部都不懂股票。他们都不知我们这3人坐在这大厅前干什么。我和发行人员对每一位过来的人打招呼，反复解释，希望他们买点。举动有点像街头的小商贩摆地摊吆喝的样子。 二是当时人们手中余钱都少得可怜。我记得我当时银行存款不足1000元，要拿出100元买一张前途叵测的“纸”，还真得掂量掂量啊。我还懂点股票，但因囊中羞涩，我也没买。 但总有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大约14点40分，国家体改委经管司的一位干部(此人现在中国证监会任高职)率先打破僵局，买了1股(每股100元)，算是开盘了。接着，经管司的其他人也买了几股，其中还有一位司局级官员。 当时他们纯粹是为了改变金杯发股票冷场的尴尬局面；从大道理讲：是支持股份制发展，用自己有限的钱支援企业建设，其行为非常可贵。 大约15点，我机关车队的一位老秦师傅（已经去世）前来咨询。我抓住机会，在现场极力劝说秦师傅买一股。我反复给他讲股票的概念，讲分红如何高于银行利率等等。老秦师傅最后经不住我的“忽悠”，掏100元钱买了1股。这1股金杯股票至今老秦师傅还没卖。可惜的是：老秦师傅今年因病去世了。他恐怕是金杯公司一个永远的股东了。 对比之下，我非常惭愧，我花费了无数个日夜去研究股票，为中国试行股份制去奋力呼吁，但股票真来了，我却没买。现在想想，当时我主要还是比较抠门，舍不得花100元。 一下午总共也没卖出多少股。16点左右，发行工作马上要结束时奇迹出现了。 此时来了一位姓柴的小伙子，从包里拿出一万元现金，二话不说买下了100股。看得我都眼晕。 我问小伙子：“你干嘛买这么多股票?”他答：“我准备出国了，这些钱留着也没用，干脆买股票吧!” 我说：“你知道股票是有风险的吗?”他答：“有风险就有吧，再说，招股书上不是写明每年有16.5%的利息吗?” 我和他攀谈得知，他本人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工作，他父亲是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干部。他是听他父亲说这个院里正在卖股票(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也和国家体改委在一个院内办公)。这是当天金杯股票最大的一个买主。现在不知这位姓柴的小伙子去哪儿了。 就这样，整个发行工作基本上是在冷冷清清中收盘了。但这个不起眼的发行事件后来掀起了一个挺大的动静，这就是开文提到的《中南海里购股票》的报道风波。 《中南海里购股票》的报道刊出后，有关领导也找我询问此事的来龙去脉，我如实汇报。为澄清这一事实，我又赶紧地写了一篇报道，标题是“金杯股票闯入北京”。报道中我指明了是“在北京西安门大街某国家机关大院内进行了试发售……”于9月14日发表在新华社主办的《经济参考报》上，这才算澄清了外界的误传。 9月15日，《人民日报》也发出重要更正，指出“9月11日本报一版刊登的《中南海里购股票》一文，是一篇完全失实的报道……”至此，这炸了窝的风波才趋于平静。但同时引发了一场“党政机关干部可否买股票”的讨论。其实当时各地规定各异，有的明文规定“党政机关干部不能买股票”。但也有的规定回避此行为。但是为了避嫌，国家体改委那几位买了金杯股票的干部也退回了该股票。 (本文来源：中国证券报 ) 
| 
发表于 2008-11-3 09:3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