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孙立坚 2006年11月25日第一稿 2009年2月3日修改稿 温总理在今天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记者的采访时,明确表示了中国政府对外汇储备管理战略思想,这里面包含了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外汇储备的用途,除了保证本国货币体系的稳定性意外,还应该注意学会合理使用外汇储备,比如,用它来进口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或者通过使用外汇储备,去海外进行金融和实物投资,以达到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和机构汇率风险、开拓更为多元化市场的最佳效果。另一个是外汇储备的经营绩效问题。如果我们没有把握好时机,盲目地去进行海外投资和扩大进口,那么,这种外汇储备的“消化”是不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总之,我们从温总理今天的一番话语中,深深地感受到处理好外汇储备的必要性、紧迫性和艰难性。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找到这样判断的依据。 首先,中国经济正在为自己可持续的发展进行着重要的结构改革,引进高附加价值的产品及其技术,对提升我们自己的研发和创新能力,以实现经济结构“质”的飞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渠道。其次,中国今天已经成为世界资源型要素市场的需求大国,如何保持一个宽松的资源进口环境,不仅决定中国企业盈利水平的好坏,而且甚至影响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第三,外汇储备急速的膨胀,给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节奏的汇改和利率市场化)和对外依存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抓住合适的时机扩大进口的发展战略也是中国为维护世界经济发展的稳定所做出的应有的贡献。第四,中国外汇储备资产的合理选择,不仅能够通过今天资产价值的有效保值来促进今后本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而且,也能保证今后中国进口战略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对当今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也会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 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用好钱(进口或投资)可能比多赚钱(出口)甚至多“借”钱(吸引外商来华投资等)更为困难。因为进口或海外投资对一国经济的影响可能会产生正、反两方面的作用。近几年来,我国进口的增长速度在不断加快,海外投资的多元化特点也日趋明显,但是,某些企业和机构在进口和投资上的失误所造成的严重亏损,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问题。那么,如何建立国家的进口战略和海外投资战略,将直接关系到中国外汇储备财富的合理结构和有效使用的重大问题,决不可以掉以轻心。 一、 进口和海外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进口和海外投资虽然从货币形式上看是国家的外汇财富流向对方出口和吸引外资的国家和地区,但是,它给进口和海外投资国家带来了以下不可否认的经济利益:首先,消费者的生活质量和消费理念随着价廉物美的商品不断增加而得到日益改善。随着人民币增值的程度不断加大,可以预计中国消费者的商品结构中会出现和日本、韩国、香港和台湾当初所经历过的外国商品大量出现的时期。其次,会强化国内市场的竞争机制,有利于进口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生产效率的提高。那些靠价格保护的低效率的夕阳企业和耗能企业将被淘汰和取代,从而有利于进口国家优化资源配置的发展战略。第三,有利于商品价格的稳定。国际贸易理论告诉我们,随着发达国家商品的进入,商品价格的形成机制也随之嵌入进口国的商品市场中,它就像给一个漂浮不定的大船扎下了一个不可撼动的铁锚那样,稳定了进口国市场的价格波动。尤其在一些高通胀的国家通过进口替代战略确实起到了较好的价格稳定作用。第四,有利于国家资产的多元化分散投资,提高国家财富抵御外部冲击的抗风险能力。 除了上述适合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效益外,对中国目前所处的经济环境而言,进口还有以下三大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首先,有选择的进口一些高附加价值的产品对中国产业的升级将会起到十分积极的效果。日本和其它NIEs国家当年在完成他们经济腾飞的阶段,没有像中国今天那样,通过积极的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方式来拉动出口,而是用有限的外汇资源积极的进口外国高附加价值的产品和设备,然后,通过自己的研发和进一步的技术改良,生产出了不可替代的更高附加价值的产品,在竞争激烈的世界商品市场中占到了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他们虽然当时曾经一度由于外汇资源的短缺而无法进口到所需的先进设备和要素资源而影响到出口产业的发展,从而制约了当时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是,随着企业研发能力的不断增强和银行体系的成熟,很快就通过自己出口创汇能力的增长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解决了外汇资源短缺的发展瓶颈问题,逐步形成了今天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世界顶级的企业和银行。相比之下,尽管中国这种以外商加工贸易主导的出口战略缩短了中国迈入高经济增长阶段的年限,但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的成长和金融体系的效率改善,却没能像外资主导的出口加工贸易型经济增长的速度那样来得那么显著,至少和我们走的同样发展模式东亚国家,由于FDI的减少,暴露了自己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脆弱性,结果在金融开放的环境中,让他们在97年经历了惨痛的货币和金融危机。所以,像日本和其它NIEs国家当年经济腾飞战略那样,启动配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进口战略将很好的弥补目前外资依存的加工贸易主导型的发展战略的缺陷。 其次,中国企业和机构海外投资的良好绩效能够改善我国进口的交易条件。从实物面上的直接投资方面看,可以替代一些交易条件对我们不利的进口产品,从而降低进口产品的成本。另外,从金融面上的间接投资方面看,可以降低我国企业进口的汇率风险和提高抵御汇率风险的能力(用投资收益去冲销汇率波动所带来的损失)。但是,这里我们将面临一个巨大挑战是,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借口,设置了种种的准入门槛,来制约中国企业和机构的海外投资运作和进口结构的改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后为了管理好中国的外汇储备,我们的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生产部门都要积极地利用WTO规则,去反对欧美破坏公平竞争和保护主义的措施。除此之外,中国要想欧洲美元市场那样,尽快建立自己的亚洲美元的离岸市场,从而提高我们管理外汇储备的有效程度。 第三,配合货币政策的调整加大进口和海外投资的力度也是有种利于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一个手段。比如,当外汇占款程度的扩大影响到央行通货膨胀率控制的目标或当外汇流入所引起的过剩的流动性加剧了资本市场或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泡沫时,配合央行紧缩的货币政策的实施,采取加大力度的进口和海外投资战略也是一箭双雕的上策。 二、 进口和海外投资对国家发展战略的挑战 但是,不能不指出:不适当的进口和海外投资也会给一国经济带来不少负面的影响: 首先,进口会使一国幼稚产业的培育战略带来莫大的挑战。而且,这种产业尽管未来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和市场占有力,但是,在前期投入阶段成本会很高,因而缺乏市场的价格竞争力,很容易被外国产品所替代,所以对这类外国产品,设以高额的关税或准入成本或对相关的内资企业的生产补贴有时也是必要的。日本和其他NIEs国家当年幼稚产业的培育有很多很好的经验需要我们好好学习。 其次,最难不过的是涉及到民生、国防等安全或支柱性产业,尤其是和老百姓生活密切关联的产业(水利、交通、粮食和煤电等),采取和幼稚产业保护同样的方法,就会导致它们低效率和高成本的后果,而一旦开放,又不免担心非常时期国家安全上的问题。所以,最好是将这些支柱性产业进行业务上的层次分级和剥离,与核心内容没有密切关系的业务应该逐步开放,容许进口高质量的外国设备和产品。对核心内容也应该导入内资和国产品主导的竞争机制。比如,降低内资企业在这些核心领域的准入门槛和外资对这些企业渗透的监管。 第三,进口管制的完全放开,也会对目前中国资本账户的管理带来不小的麻烦。尤其是外国金融机构人民币业务的放开,更加有利于进出口结算上的人为操纵,使实体经济的资源很轻易地流入到欠规范的虚拟经济中去。在目前中国外汇储备过剩的情况下,更要小心进口管制的放松会导致这类现象的加剧。 第四,中国海外投资经验和人才的缺乏,会影响我们海外投资的质量。如果外汇储备的资产因为不合理的投资而造成了流动性状况的恶化,也不利于本国货币体系的稳定,尤其是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大国,如果一旦本国市场出现货币投机,威胁到产业的发展,而缺乏流动性的外汇储备又不能站出来调和人民币的不合理价值,那么,企业的成长也会受到外汇储备资产不合理运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 关于国家进口和海外投资战略的建设思路及其举措 针对中国进口和海外投资过程中缺乏战略性思考的倾向,我们提出以下的几点建议: 首先,通过合理使用外汇储备来尽快建立全方位的要素资源的战略储备制度。尤其是人民币的交易条件改善和资源价格回落的时候,我们要抓住时机扩大进口。 其次,政府要扶植企业进口外国高技术含量的产品,通过学习和研发使得国内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要集中国家的资源让产品顺利地进入市场流通。在这方面,日本和其他NIEs国家在培育幼稚产业方面给我们展示了很好的经验。今天,我们比他们更有利的是我们拥有丰富的外汇储备,不会因为进口高技术的商品而受到资金瓶颈的约束,相反,我们所面临的更大挑战是如何让商家丢掉“中国威胁论”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压力而平等对待来自中国企业的订单!不管怎样,中资企业的成长应该先从学习和模仿开始,然后政府应该不遗余力动用国家资源帮助他们创新和腾飞。到那时,中资企业之间在国内形成的产业链分工即不会劣势于外商独资企业所吸引的就业人口,也不会因为由于外商对华投资战略的调整而使得我们自身的产业发展停顿不前。 第三,要加强和改善我国的集约化采购方式。在进口大宗商品问题上,依靠政府和行业力量比个别企业单纯依靠市场力量更具有交涉能力。除了以上几点在进口过程中值得加强战略型的调整以外,还应该注意过分的依赖生产要素和资源型商品的进口可能会引起出口国生态的恶化而引起所在国的不满。另外,进口商品的询价机制、市场监控机制等也是建立进口战略过程中不可忽视的要素。 最后,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步伐,尤其要和亚洲国家开展更为深层次的投资合作也是经营好外汇储备的有效举措,比如,开展亚洲美元的离岸交易业务,吸引更多海外的品牌企业和机构发行美元债券和开展和美元挂钩的金融资产服务,从而规避中国主权基金和国家进口战略在欧美市场所遭遇的政治风险和操作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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