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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亨廷顿教授，你的每一部主要著作几乎都已译成了中文。你不关注中国，但是你的著作却在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读者对你的想法有很大的兴趣，积累了许多问题想向你请教，但你竟匆匆离去。现在只有通过虚拟的访谈，中国读者才有机会听到你的答疑解惑。这里请允许我先从一个小问题开始。为什么在有生之年竟未能访问中国？
答：应该承认，这一辈子未去中国是我一个很大的遗憾。其实，我有几次机会去中国看看，但是由于当时手头忙于其他事情，最终还是未能成行。我去得比较多的是南非。为了南非的民主化，我去了那里十几次。其中主要是南非外交部邀请安排的。如果中国外交部邀请我去为你们的民主进程出谋划策，我会毫不犹豫。当然现在说这些，权当是玩笑。一切都太迟了。 问：你从未声称你是威权主义或民族-民粹主义的军师，但是却有许多中国人以你为他们在这方面的军师。从你的《第三波》中看得出，你更愿意做民主化的军师。我记得，你在书中说，如果你给民主派的建议使你看上去像胸怀大志的民主马基雅维利，那就随它去吧。与后来的《文明冲突》一书不同，《第三波》在中国读者中没有引起什么争论。这本书来到中国使你的影响冲出了以政治学为代表的中国学术界。 答：我也听说《第三波》在中国很受欢迎。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成为民主的马基雅维利，或者用你们的话说，民主化的军师。但是，如你所说，我很乐意做这样的军师。 民主化趋势不会变 问：你认为人类历史已经经历了第三次浪潮，能给我们简单说说目前的态势吗？ 答：各国民主化转型的模式各有不同，遇到的种种困难也不胜枚举，但是迈向民主化的趋势却是不会逆转的。虽然世界上还有一些尚未完成转型的国家，包括中国，但是我对民主化已经取得的成就还是非常满意的。 在经历了第一次民主化长波之后，上世纪20年代，世界上约有30个作为今日世界之主导政体的自由民主国家。后来，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使得30年代的民主国家的数量减少到12个左右。二战之后，民主国家的数量又回升到30个以上。到60年代末，世界上约有1/3的国家是民主国家。经过随后20年的民主化浪潮的冲击，民主制度在南欧、非洲、拉美、前苏联和东欧以及东南亚的土地上扎下根来。今天世界上约有60％以上的国家是民主国家。在当今世界的总人口中，只有22亿人生活在非民主的体制下。民主政治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急速成长，这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壮观的、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变革。 问：中国也正面临这样的紧迫性。为什么威权国家要转向民主？难道威权政体终将被民主政体所淘汰吗？ 答：是的，威权终将被淘汰。对此有很多抽象的道理可以讲。但是，作为经验政治学家，我认为，威权统治的合法性危机是导致民主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威权国家之所以必然要启动转型走向民主，就是因为威权政体有着不可克服的合法性危机。合法性的概念很难把握，政治分析家们通常都尽量避免使用它。然而，这一概念对于讨论威权政权在当今所面临的问题却是必不可少。这里所说的合法性（legitimacy，也称正当性）是民众对一个政权的统治权利的认可。这里的“法”是指在老百姓心中的不成文“法”，而非统治者制定的“法”。中国今天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难题与危机与合法性问题也是分不开的。 威权政体的特点是没有程序合法性，只有政绩合法性。威权统治者常常把政绩当作合法性的唯一源泉。这样，威权政府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施政绩效来为自己提供合法性。但是政绩合法性有一个两难：如果政绩不能带来人们所期望的成就，如稳定的秩序和有效的经济发展，就难以换取他们对威权统治的容忍，那么政绩合法性就丧失了；如果政绩带来了经济发展和政治秩序，那么，威权政府所采行的专政式统治就是多余的，不再为民众所需要，其统治方式就会遭受挑战。所以，对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政权来说，不仅要有政绩的合法性，而且还要有程序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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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3-3 22:4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