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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2009年中国小额信贷年会在北京召开，“穷人银行家”尤努斯越境而来，向中国同行们讲解其金融服务穷人的模式和思路创新。仅仅一小时后，他又匆匆忙忙赶赴下一站。如同他灰白色民族服饰的清瘦背影，他留给中国小额信贷行业的讨论和思考同样充满布衣色彩——让最贫穷的人享受基本的金融服务，让服务穷人的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尤努斯成功了，但如果套用他的做法，我们也能成功吗? 金融如何为穷人服务这个问题，自从2006年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在中国就成为一个讨论热点，时至今日，热闹依旧但更多还是停留在纸面上，百花盛开而果实寥寥。 雷声大雨点小 2006年，尤努斯获奖，小额信贷“世界波”涌动，是年年底，中国银监会降低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门槛”，开始在6省区试点村镇银行、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等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随后，2008年5月，人民银行主导的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开始在全国迅速推广。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张元红研究员指出，这四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共同任务，是发挥“鲶鱼效应”，推动原有的农村金融机构改变其“傍大户”的旧习，同时为社会弱势群体如贫困农户、城市失业人员提供资金帮助，解决农村农户信贷供给不足的问题。 四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中，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是绝对主力，但因其商业化属性，这些机构在发放小额贷款时，都不可避免地选择经济实力强、有资产抵押的农户，而那些贫穷、急需资金的农户仍无法获得贷款。 同时，四类新机构在客户选择上，与农村金融市场的主要力量如农业银行、农信社、邮储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小额信贷客户基本一致，这导致有限的信贷资源在相对窄狭的客户市场内挤来挤去——现在回过头来看，“鲶鱼效应”基本达到了，而贫穷农户和城市下岗失业者的信贷需求，多数未满足。 对此，中国小额信贷促进网秘书长白澄宇另有解读。他指出，大银行和4类新机构不能向弱势群体发放贷款，问题主要在监管当局没有严格的社会绩效考核指标。虽然政策鼓励其面向“三农”，面向低端，但并无具体考核内容。小额贷款公司5%的贷款上限很容易就被不断增加的注册资金淹没得毫无意义。能否设置严格的监管指标，成为考验监管者政策目标是否坚定和坚决的关键。 愿望强能力弱 除了大型农村金融机构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等主力军团，中国小额信贷供给队列中，还有小而分散的“游击队”，他们离贫穷农户最近，却因为种种原因无法担当起愿意担当的重任。 此次由中国小额信贷促进网络主办的小额信贷年会，参会主体是该网的100多家会员单位。其中大部分是公益性的非政府组织，历史上，全国曾有300多家此类组织。他们被寄予扶贫助贫的厚望。 “网络的目标之一，是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使小额信贷组织扶贫助贫的区域经验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使小额信贷组织自身的管理及可持续发展水平迈上一个新台阶。”白澄宇说。 这个目标，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部主任刘冬文表示，知易行难。他说：“商业可持续不会偏离服务底层的社会目标，这个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难就难在既要扶贫，又要实现服务的可持续。” 年会上，一位信贷员的困惑更为感性地解释了二者兼顾为何很难…… 他说：给较穷的农民放款的问题让我挺矛盾，可是每当我说要试着给那些比较穷的，没有家产的客户放贷款时，大家都劝我不要冒险，因为我们承担着100%的风险，我们要考虑到我们自己的风险控制。可是我每次想到那些很诚恳和失望的眼神，我就很自责，我觉得所期待的小额信贷没有做到真正的意义上，我们没有能把钱借给真正需要的农民! 这位信贷员的困惑，在会议现场并没有得到满意的解答。“事实上，他的问题只是表象，骨子里的问题是小额信贷组织身份的合法化。”刘冬文指出，没有合法身份规模就做不大，没有合法身份就很难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到资金，没有合法身份，这位信贷员的困惑还会长期地存在，而且并非个案。 这正是横亘在300多家小额信贷组织面前的一座大山。 这300多家小额信贷组织，共同的中文名字叫公益性小额信贷组织，共同的英文名字叫NGO小额信贷。 但目前，它们中的绝大多数虽然有社团法人执照，却没有经营信贷业务的执照。年会期间，有学者开玩笑地说：“出生十几年了，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了，还没有落户口，是个黑人”。 民政或者工商管理部门为什么不给他们信贷业务执照呢?据北京市工商管理局相关人士说，是因为金融监管规定中，没有允许非政府组织经营信贷业务的条文。 但这些“黑人”们，却与尤努斯缔造的格莱珉模式“形似”。 中国农业大学农村金融与投资研究中心主任何广文介绍，自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杜晓山先生利用福特基金引进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小额信贷模式之后，十几年的成长过程中，它们大多较严格地按照GB模式运作，虽然结合中国国情作了一定调整，但没有本质性的改变，大体遵循了诸如从小额度贷款开始、循环贷款、小组联保、分期还款等要素。值得注意的是，在贷款价格上，它采取的是市场化利率水平，一般根据所在地区经济水平自主定价。 借其念育其人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是我国在扶持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方面总结出来的一条重要经验，城乡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也应充分体现这一理念。尤努斯的乡村银行最初需要政府或捐款资助，因为存款数额不足以支付贷款。过了数年之后，银行滚存了一点盈利，便可以补上存款的不足。尤努斯的成功核心是可以接受存款，这些存款成为银行继续发放贷款的财政支持，乡村银行94%的股权，也是由存户所有，政府持有象征性的6%;五人小组机制也是乡村银行成功的关键。 中国小额信贷组织既然已经秉承其精神，按照其模式运作了，为什么300多家中和他一样的成功者极少呢? 业界普遍认为，对于尤努斯，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其模式，我们应更多地学习其为穷人服务的理念。资料显示，目前，我国还有4000多万贫困人口，主要包括城市下岗工人、农民工、贫困农民，他们是整个社会的弱势群体。而解决这些贫困人口最好的方法是培养众多中国版的“穷人的银行家”，比起制度支持不到位和融资渠道不畅通等“资源短缺”问题，其实我们更缺少真正为穷人做事的人! 那如何培养中国版的“穷人银行家”呢?途径有二： 其一，扶持有志于服务穷人的小额信贷机构做大做强。目前来看，在300多家小额信贷组织中，有条件首先成长为中国版“穷人银行家”的，包括中国扶贫基金会、河北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山西临县龙水头村扶贫基金等组织，它们在段应碧、杜晓山、茅于轼等社会贤达和经济学家的引领下，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成长为业界的翘楚。它们在组织架构、运作机制、风险控制、人力资源等方面已具备“升级”的条件，而它们的领导者，在业界已经享受到了“准穷人银行家”的礼遇。应该明确它们的法律地位，拓宽它们的融资渠道——比如允许它们吸引存款。 其二，鼓励现有的银行家成为兼顾穷人的银行家。为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和投资者意愿，目前我国绝大多数银行家都在为追求利润而战斗不息，能踏踏实实、真心实意为穷人做点事的，还太少太少。银行家求利心切是好事，但如果能够在获利的同时尽一份社会责任，向社会弱势群体伸出援手，则利更大焉。因此，政府应落实商业银行金融扶贫的财政、税收政策，出台商业银行社会绩效考核的相关办法。 | 
发表于 2009-11-19 20:2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