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洪才：高度警惕我国经济二次探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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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国经济可能会“二次探底”？

目前我国经济有了明显好转。2009年前三季度，我国GDP总值为21781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7%。其中，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1%，二季度7.9%，三季度8.9%，呈现逐步上升态势，而物价保持了较低水平。10 月份，CPI 同比上升–0.5%，环比–0.1%；PPI 同比上升–5.8%，环比0.1%。有人估计，第四季度我国GDP将会增长9.5%以上，而CPI可能转为正值，但在可接受范围内。

据此，一个“高增长＋低通胀”的美好前景似乎即将成为现实了。果真如此，当然值得普天同庆了。但事实上，目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仍然十分脆弱，业已存在的各种经济结构问题不仅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反而在某些领域变得更加突出了。

首先，驱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的结构失衡。在2009年前三季度中，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94.81%，拉动GDP增长7.3%；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1.9%，拉动GDP增长4%；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46.7%，拉动GDP增长–3.6%。这种格局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必须指出，这里消费对经济增长51.9%的贡献，并不意味着消费需求相对金融危机前对GDP35%的占比已有显著提高；受诸多因素影响，实际消费增长缓慢。过去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外需，现在主要靠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距离建立“消费驱动型”和“内需拉动型”新发展模式仍然十分遥远。

本来，美国出现了金融创新过度的金融危机，而我国金融运行基本正常。我们的问题是内需不足、产能过剩和过度依赖出口，在外需急剧减少情况下，出现了制造业生存困难、大批农民工失业和经济增长下降。美国应对之策是“去杠杆化”，做到了“对症下药”；针对我国情况，理应选择“去库存化”，工作重心应放在“调结构”和“保就业”上。但我国实际采取了与欧美相同的大量注入流动性的做法，一切工作都为保障8%经济增长目标。在消费动力不足、出口严重萎缩情况下，政府推动型的投资高增长，立竿见影地创造了GDP数据，带动了钢铁、水泥等基础产业投资，不仅使产能过剩痼疾变得更突出了，而且导致效率流失。2009年1~6月份，我国投资实际增速39%，创下1997年以来的历史新高；而投资效果系数却创下了新低，仅为0.1。

其次，银行信贷狂飙，金融风险上升。2009年1~10月份，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50710亿元，同比增长了33.1%。在中央出台刺激经济计划后，地方政府的投资热情再一次地点燃，但由于自身财力有限，项目资金配套能力较弱，资金实际到位率偏低。2009年以来，各级政府创设的融资平台如同雨后春笋，银行信贷资金财政化现象死灰复燃，给地方财政、银行风险和经济发展埋下了巨大隐患。为此，中国银监会出台了银行资本监管“新政”，但受制于银行资本供给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未来信贷投放的持续扩张。

1~10月份，我国新增信贷规模8.92万亿元，同比多增5.26万亿元，创下了历史天量，超过了2006和2007年的总和，也远远超过了全年5万亿元新增贷款目标，信贷的规模、投向和结构均不合理。在极度宽松的资金供给条件下，我国某些地区的民间融资利率竟然高达50%，此时公开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却不到2%，央企“不差钱”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境况，可谓是“冰火两重天”。大量信贷投向了“铁公基”领域，相当多资金流入房市和股市、引发资产泡沫，进一步恶化了财富分配结构，抑制了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

第三，通货膨胀压力增加。2009年我国广义货币M₂增速持续保持在28%到29%的水平。10月份， M₂增速高达29.42%；狭义货币供应M₁同比增长32.03％。M₁的这种异乎寻常表现颇耐人寻味，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就是，随着资产泡沫增长，微观主体的投机活动日趋活跃。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目前CPI和PPI数据并不支持通货膨胀的观点；但基本事实是，最近两年老百姓手中的货币购买力确实明显下降了。购房作为居民最大的一项消费支出，并不包含在国家统计局设计的CPI样本里面，而占CPI较大权重的粮食和猪肉等价格又受到政府控制，这时教条地依据CPI数据决策，无异于掩耳盗铃。

第四，出现了“国进民退”和所有制结构失衡。各行业都在上演“国进民退”，“挤出效应”明显，承担50%以上GDP增长和80%就业岗位的中小企业生存环境恶化了。目前，民间资本能进入的行业，基本上都出现了产能过剩；而不过剩的行业，几乎都由国有资本控制，民间投资难以进入；致使增加政府投资政策的“乘数效应”大打折扣。

总之，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不仅面临出口增长后劲不足、消费增长动力不强、民间投资体制不活、物价稳定基础不牢和结构升级动能不大等问题，而且面临所有制结构、地区经济结构、城乡经济结构、一二三产业结构、财富分配结构等方面的严重失衡。因此，我们在看到实体经济出现好转迹象的同时，不能盲目乐观，从而低估未来经济发展中的困难。

 

避免经济“二次探底”的政策主张

针对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严峻形势，为了避免出现“二次探底”，笔者认为必须采取综合治理措施。概括起来，就是“一个转变”、“两个开放”、“三个替代”和“四项战略”。

首先，是“一个转变”，即经济发展理念由注重经济增长“数量”向注重经济发展“质量”转变。长期以来，各级政府流行着“以GDP为纲”的指导思想，对经济增长“数量”关注较多，对经济发展“质量”关注较少。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老百姓收入并未同步增长，生活环境反而变差了，人生幸福感反而减少了。

其次，是“两个开放”，即在继续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大对内开放力度。加入WTO以来，我国各个领域都加快了对外开放，但对内开放相对不够。在一些重要领域，国有资本处于垄断地位，民间资本进入存在政策障碍，影响了市场竞争和经济效率。在某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对外开放过度，对内开放反而不足的现象。

再次，是“三个替代”。一是由内需“替代”外需。我国多年形成的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的经济增长方式，虽然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在未来40年里，也就是从现在到2049年建国100周年期间，继续沿袭传统模式就不合时宜了。事实上，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对此敲响了警钟。

二是由消费“替代”投资。在金融危机前的正常年份里，我国消费需求占GDP比重为35%，大约为美国消费需求占GDP比重的二分之一。如果我国消费需求比重提高一倍，即使GDP增长下降一倍，老百姓实际福利水平并不会因此下降。

三是由城市化“替代工业化”。建国60年来，我们走的是工业化路线。工业化必然依靠投资拉动，同时产生巨大产能，进而带来强劲出口。一旦外需下降，而内需又不能及时跟进，就必然爆发“生产过剩”或“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以城市化“替代”工业化，不仅是造福于民的理性选择，也是实现内需“替代”外需和消费“替代”投资的现实需要。

最后，是“四项战略”。一是实施“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战略。“两头在外”和“来料加工”型经济结构不能大量吸纳高级人才，这是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的重要原因；而且，这种经济结构也必然带来国际收支顺差，我国巨额外汇储备实际与人民币价值低估无关。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加快提高劳动者素质。

二是实施“藏富于民”的惠民战略。20世纪60~70年代，日本成功实施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平均每年9%，财政收入每年25%，城市居民收入每年5%，农民收入每年3%，收入分配结构严重失衡，这已成为制约内需增长的重要因素。

三是实施金融强国的金融战略。我国已是贸易大国和经济大国，但还不是经济强国，更不是金融强国。国际经验表明，建立一个发达的金融体系，特别是建立一个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关系到民族兴衰与国际竞争力。必须增强实施金融强国的紧迫性，系统设计和稳步推进我国金融体系建设。

四是实施降低单位GDP碳排放量的节能战略。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史我们的一贯目标，也是新发展方式的主要特征。目前，美国已经把发展新能源作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我国应当顺应时势，以降低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为目标，加快与国际接轨。（作者：徐洪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证券期货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