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到复旦在读博士的父亲被拆迁人员打死的消息,今天又看到陕西将保护自身财产的群众“挂牌公示”的新闻,明天呢?是死人的消息还是下跪的旧闻?谁知道?这些年来,拆迁死人已经不是新闻了,千人下跪**也不少见了,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中国进入这样一种令人痛心的时代?仅仅是中国人多命贱吗?中国人的尊严到底在哪里?
复旦的博士因为有个学术头衔还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更多的拆迁死人事件甚至连死讯都听不到,拆迁死人已经不是局部的事情,是“全国性死人”,是包含城市和农村在内的“一体化死人”,是天天都要死人的“连续剧”。人都是要死的,但这种死法是没有尊严的死法,是灭绝人性的死法,怎么办?要不要反思?能不能引起有关方面的反省?
我分析近几年来的拆迁死人都会与“工程和规划”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不管是哪个地方,只要拿起政府的“规划”作挡箭牌,任何规划内的工程建设都是“国家最高利益”,谁违抗,谁就犯法了,谁不从谁就要坐牢,甚至要“被死亡”,为什么全国各地都这么热衷于规划、热衷于工程呢?表面上是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使然,但仔细一分析,不完全是那么一回事,过去的官员难道不想要政绩吗?为什么不敢随意拆老百姓的房子,为什么不敢随意打死人民?大家将心比心地想想:能让你起狠心把一个活人打死的动机是什么?人家与你无冤无仇的,是什么会让你有打死人的冲动?是不是利益?是多大的利益?是政治利益还是经济利益?或者是二者兼备?
为什么这些年来中国的规划变化会如此之快?为什么中国的国家工程会如此之多?按我的理解,“规划”在国际上都被认为有“法”的威严,是类似于法律的制度性规定,不是随官员意志而任意改动的“个人意见”,规划短则五年,长则几十年,但是,中国呢?换一任官员换一次规划,有时甚至是朝令夕改,“规划”变成了“鬼话”,在不严肃的规划指导下,国家级项目和地方项目象变戏法一样层出不穷。世界用“中国是个大工地”来给中国戴高帽子,实际上就是说中国的工程多,工程多了是不是就是好事呢?我看不见得,建了那么多房子不住人就不是好事,浪费了大量耕地;建了那么多汽车厂搞重复建设也不好;建了那么多钢铁厂帮外国人赚钱污染中国人更不好;全国上下划工业园,圈地以后变养牛场更是大大的不好。我反复思考了一下近几年的中国变化,中央的“画圈”实在过多,“规划”实在过多,我不反对国家级规划的出台,但是,一年到头出“规划”就不是好事情,一个“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七大新兴产业规划”在中国已经轮番炒作过一百次以上了,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炒作?邓小平在中国刚开始只划了“七个圈”,后来好象扩展到“十三个圈”(具体不太记得),现在的中国,已经划了多少个“圈”?我想几乎没有人能完全统计出来,估计已经不下“1000个圈”,都是在二十一世纪发生的“画圈运动”中画出来的,全中国到处画圈到底有什么用?邓小平画那么多圈,也就一个深圳这个圈子硬性给圈出成绩了,其它的圈不过是陪衬而已,“圈子”的功能远没有想象中那么有作用。画圈的目的不在圈内,而在圈外,工程建在圈内,拆迁发生在圈内,获得最高利益的则往往是那些与圈子无关的利益攸关方,圈子的最大效应是少数人可以合法“圈地”,可以随意拆迁。国家搞建设,何须到处画圈,世界发达国家不画圈也能发展得很好。按规划平衡搞好全国工业布局和民生项目布局就行了,人为的制造“亮点”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画那么多圈跟不画圈没有任何区别。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中国每画一个圈,就要制造一批先富起来的承包商,就要死一批舍命护家的老百姓。
中国媒体经常宣传“中国模式”,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人在接受和宣传“中国模式”,我不认为有什么“中国模式”,中国只有十三亿多庞大的市场,中国只有煤矿和稀土,中国只有低廉的劳动力,如果硬要说有“中国模式”,我只能这样总结成一句话:以GDP为核心、把拥有十三亿多人的庞大市场无原则地向世界开放、把中国能够利用的所有资源都向世界开放的无序运动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这种“模式”过去只需要付出资源、环境和市场的代价,现在和未来还必须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要维持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画圈还要继续,折腾性的工程还要继续,“被拆迁”和“被死人”也还要继续。我可以下个比较武断的结论:靠炒作的经济转型和产业振兴最后都会失败,一个全凭炒作就能赚大钱的社会出不了原始科技创新,也不会有企业和个人愿意静心做实事,依靠购买技术的新兴产业,炒作过后又会再一次沦为西方国家的“代工基地”。
“清华学堂”的被烧烧不醒教育系统堕落者的头脑,复旦博士父亲被打死同样也打不醒既得利益阶层的美梦,该烧的还会烧下去,不该死的还会死下去,在一个“暴力经济”时代,唯独一样是不能停的-------高速奔跑的GDP。
孙锡良于长沙(转载须署名)2010-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