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取威虎山》等的印量之迷

蒙奇D路飞

《集邮》杂志2000年第８期刚刚发表了我的《关于〈智取威虎山〉的两个问题》，第９期又刊出轩康邮友的《解〈智取威虎山〉邮票身价之谜——与郑启五同志商榷》，一时间沉寂许久的“杨子荣”在邮坛比较热闹了起来。《集邮》第９期一到厦门，就更热闹了，家中电话不断，大多为询问和探讨的，也有个别心态稍偏的邮友则十分开心地说：“郑启五到处批别人，现在轮到他尝尝被别人批的滋味了！”我淡然一笑，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本人举双手欢迎，真理总是越辩越明，邮友间的商榷，大家都可以热眼旁观，从中获益，有百利而无一弊，何乐而不为呢？这与那个可怕的“大批判”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王建邮友不久前在《中国集邮报》（总５０３期）著文称：“集邮研究的成果在于大家的努力……集邮研究实际上是一个社会整体的互动过程。”笔者以为无论是谜的提出还是谜的解开都是这种互动过程不可或缺的构成。以我个人为例，１９９４年１２月我在《武汉集邮》发表了《１９６８年９月，邮坛神秘的多事之秋》，呼吁当事人揭开那一时段的邮坛之谜，但无人应答，最后经由本人不懈的努力，在《集邮》２０００年第４期以《文字票重大变化揭秘》挖出谜底。又如狄超英邮友在《集邮》１９９９年第１２期发表的《关于文革邮票的探讨》一举抛出了四个谜团，我接住其中之一，于《集邮》２０００年第３期发表了解开谜团的《“样板戏”的排行和“样板戏”邮票》；现在我于１９９７年抛出的谜团在悬空３年之后，终于有轩康邮友挺身接住，岂不令人喝彩？而轩君在解谜的同时又抛出两个新的谜团，诱发人们新的解谜欲求，这就更值得我们的邮坛为之击节叫好！谜出谜解的连锁反应一如攻势足球的潮起潮落，十分可观更十分壮观，势必将进一步激起研究队伍出击的兴奋，一次又一次地敲开谜点的城门！

    ?

    1、《智取威虎山》邮票的身价之谜?

    记得当时我的谜团是这样结成的：《集邮》１９９６年第９期第５９页和１９９７年第１期第５２页分别刊登沈阳”新时代集邮社“的函购广告，其中《智取威虎山》２、３、５每枚各售２０元的内容连续出现（可见货量充足），而当时该套全套邮票的售价已超过５５０元；换言之，１、４、６三枚的身价是２、３、５三枚的１０倍，这是极为罕见的奇异现象！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把１、４、６三枚组成“强势组”，把２、３、５列为“弱势组”，进行揣摩，写出了《〈智取威虎山〉邮票身价之谜》。我写过近千篇的邮文，但涉及邮市邮价的只有七、八篇，因为邮市观察是集邮研究的重要分支，想清高也清高不了。可真的写了，明眼的应该看得出来，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文革票研究是我的专长，但邮市邮价是我的弱项，二者结合，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也许可以让我看出新的名堂来。?

    轩君提出了被我忽略的１９８３年１月《集邮》披露的编号票的实际印量，确实发人深省，值得我等邮人引以为戒。没想到这时他义正词严地正告我：“《智取威虎山》发行了５４００万套，这就是对郑启五错误文章的回答！这是解开了第一个谜。”这倒把我弄糊涂了，其一，捧出谜团以供探讨，公德无量，何错之有？其二，我提出的是“身价之谜”，并非“印量之谜”，揭开了印量之谜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但绝不等于就解开了身价之谜，对文字票和编号票尤为如此。目前《智取威虎山》的身价基本上取决于它新票的存世量，即便是从轩君再度披露的编号票实际印量并依照轩君“印少势必价高”的逻辑，仍可看出依旧高悬的谜团：第５枚“胸有朝阳”印量７０００万远远少于第４枚“发动群众”７８００万为什么第４枚会身居强势组而第５枚却落入弱势组呢？其三，５４００万套的印量的实情目前来说对身价之谜的意义微乎其微，因为《智取威虎山》发行后多年一直处于信销的高潮之中，到８０年代全套完整的新票的存世量绝对在１５０万套之下，可能还要少得多，否则无法解释它多年位居编号票价位老三的市场现象！?

    尽管我没有把握住１９８３年第１期披露的重要资料，但拙文中所提“可能是目前公布的印量与实际不相符合”已经对问题的一面有所预感。轩文称《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而且就在集邮家们的眼皮底下被忽略了，造成他们文章中漏洞百出甚至是笑话。在我仔细阅读过的近２０００本邮刊中，竟没有一个人指出来，核心问题就是中国邮票的‘实际发行量’。”如此说来，轩君可谓“众人皆醉我独醒”了。目录所称“１９４９年－１９８０年为计划印量”，这是一般的常识，我说的“与实际不相符合”正是基于此言的考虑。笔者在２０００年第２期的上海《东方集邮报》发表的《编号票１８－２０的印量之谜》和２０００年第５期《中国集邮》发表的《编号票，掀起你的头盖来！》都反复谈到“计划印量”和“实际印量”的差异问题。同时也点出了“编７-严惩入侵者”的印量由１４０００万被新目录错印成１４００万的事实。但我实在不敢说轩君“年纪大了眼睛不好使”之类伤人的话，因为毕竟“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况且“与人为善”是集邮这一高雅嗜好熏陶的必然，“相互切磋，携手共进”是邮友间交谊的基石和准绳。?

    据我所知，中国的集邮学家并非像轩君所指责的无视眼皮下这一个“巨大的秘密”，而是几乎没有人去涉及这个所谓的“秘密”。这一是因为过去中国集邮只讲收藏，基本不言市场，因而计划印量和实际印量双双不足挂齿；文革前《集邮》所刊《我国的邮票目录》大都是没有印量的。文革后，特别是１９８５年以后，印量问题日趋敏感。但本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的权威性的无比信任，大多数邮学家总觉得“计划印量”和“实际印量”即便有差异，也是所差无几。再说早年的邮票在邮政窗口和历史流程中消耗太多，除了小型张小全张，印量的意义远不如实际存世量的意义大，因而也很少有人去顾及这个所谓的“秘密”。轩文的“造成他们（中国集邮学家们）文章中的漏洞百出甚至是笑话”的指责显然是言重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１９８０年以前的新中国邮票的实际印量至今讳莫如深，无从知晓，所有的研究只能参照计划印量。即便是《集邮》１９８３年披露的编号票印量，据我初步的考证，也非确切的实际印量，因为编号票１８－２０三枚连印票的印量是绝对不可能相同的，１０Ｘ４的版式决定了肯定三连之后要多出一枚，而《集邮》１９８３年的披露为“各１６００万枚”。又据我内部所知，在北京邮票厂与邮票发行局的首印和加印的两份交货结算清单上，１９７１年发行的编号票《巴黎公社一百周年》四枚的印量分别为：?１１１４．５?万、１５１４万、７６４万和?１９６．５?万，与《集邮》杂志１９８３年披露的：１１００万、１７００万、９００万和２００万依旧差距明显。我凭经验推估，《集邮》１９８３年公布的编号票印量极可能是“准实际印量”或“机上印量”。而“实际印量”是交货的成品量，它是机上印量扣除次品量后的差，这样的差一般不可能以成十万或成百万的整数了结，而会出现千位数甚至百位数。由于影雕套印的邮票次品率往往会高达３０％，因此“机上印量”和实际印量有时出现上百万的差距是不足为奇的。?

    直到目前为止，我尚无缘见到《智取威虎山》邮票的印刷结算单，但即便是见到了，也无法揭开我所挂心的奇异的《智取威虎山》两组票身价差异悬殊之大谜！眼下倒有一个极待证实的传闻，也许可以成为最终揭开《智取威虎山》邮票身价之谜的契机：１９７０年遵照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教导和“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的最新指示，在备战中福州军区和沈阳军区的战备仓库中存放了大量的邮票，这些邮票直到１９８０年才清仓出库，其中部分销毁，部分流入集邮市场。如是，就足以解释为什么１９７０年发行的编号票《智取威虎山》２、３、５三枚８分常用票和编号票７《严惩入侵者》４分的常用票得以逃过邮政窗口夜以继日的消耗，而在后来的邮市上成批量涌现。当今无论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还是“蒋介石匪帮”都成了历史名词了，关于当年战备仓库中涉及邮票的内容应该是可以大白于天下了！?

    2、《碧水晨曦》的印量之谜?

    接着再谈谈同样是６枚一套的《西双版纳风光》的印量之谜：１９９７年第１期的《集邮》５２页的广告中该套邮票中的２、３、４、５共４枚的售价是１０元，而同期《集邮》５９页的《西双版纳风光》的全套售价是１３０元。由于第６枚《凤凰花开》面值高印量少，一面市就遇上集邮开始重新发热的初年，物稀价高不足为奇：奇就奇在迷雾重重的第１枚《碧水晨曦》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对第１枚《碧水晨曦》的印量有过多种不同的标法：１９８５年的版本标５００万，１９９３年和１９９５年的两个版本均标?１５１．６６?万，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８年的两个版本标?５５１．６６?万……让我们相信哪一个版本？轩君凭什么就认为他引用的版本是对的，而我引用的版本就是错的呢？按照轩君引用的后两个版本所标的印量根本就无法解释《碧水晨曦》反常的市场现象。我记得非常清楚，１９８４年春，黄里为设计《陈嘉庚１１０年》来到厦门，漏夜为我精心绘制了一枚精美的手绘封，画面上是傣族男女青年在奋力划龙舟，需要配贴一枚黄里设计的４分面值的《西双版纳风光》邮票以符合本市邮资，我到邮市上一问，第２枚４分的《傣族村寨》散票多的是，而同样是４分的第１枚《碧水晨曦》售价是前者的十倍还根本无货！《碧水晨曦》与“划龙舟”更般配，但无奈一票难求，我只好买了《傣族村寨》聊胜于无。至于轩文所言《西双版纳》的实际印量是《集邮》１９８０年第９期披露的计划印量的５０倍，认为这是比“《智取威虎山》身价之谜更有趣的谜！”这实在是一个误会：《集邮》杂志不慎印错了！一纸《更正》就夹在该期的《集邮》中，《更正》中各枚的计划印量分别为５００万、５００万、１０００万、１０００万、１０００万、１００万，１９８５年版的《目录》刊用的就是这一计划印量。当时的纪特邮票印量都在百万套以上，２万套的计划印量显然多少有点天方夜谭。轩君读的旧刊中夹存的那纸《更正》肯定是失传了，这也就难怪了！不过真要感谢轩君的发现，他提醒了我新的关注：《集邮》那一纸迫不及待的《更正》不但显示了编辑部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还说明早在１９８０年底邮坛就已经有了印量和市场关系的感觉，改革开放后新中国第一批的邮票投资者正在跃跃欲试之中。?

    3、两套乒乓球邮票国家结算价的差异之谜?

    解开了轩君抛出的第一个谜团，让我再来试解轩君的第二个谜团（这个谜团实际上还缠入了我本人当年的例举）：国家核算价上１９７２发行的３５０万套的《亚洲乒乓球赛》的价格为什么会比１９７３年发行的１９０万套《亚非拉乒乓球赛》的价格高出一倍？无论是我当年例举的“计划印量”还是轩君例举的“实际印量”都无法解释这一现象。《集邮》１９９７年第１期第５８页售价中印量３５０万的２２分票单售３元，印量１９０万的２２分票单售６元，可见市场的反应并没有颠倒“物以稀为贵”的原则，它反倒鲜明地表现出是那被大量消耗后的８分票的存世量左右着套票的市场和国家的核算价，因为此时两套共６枚的８分票全都比２２分票更“稀”了。所以我们不能把目光老盯在套的印量上，因为套的印量此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左右全套邮票价格的功能。?

    我对谜底的推估一如以往，隐秘极可能还是存在于那一年的“时间差”里：因为在上述的两套乒乓球邮票发行的中间，即１９７３年的１月发行了举世瞩目的《熊猫》邮票！１９７２年２月１７日，周总理在欢迎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宴会上表示，中国政府要向美国政府赠送两只大熊猫，尼克松高兴地接受了。交通部以周总理的讲话精神为契机，大胆沿袭“文革”前１９６３年的《熊猫》特种邮票模式，着手设计发行了一套六枚的《熊猫》邮票。国际舆论认为，中国向美国赠送大熊猫并再度发行《熊猫》邮票，是在开展“熊猫外交”。仅仅一个月我国就向国外出口近４０万套熊猫邮票，这是“文革”以来前所未有的。开业不久的中国邮票出口公司措手不及，《熊猫》邮票无法满足海外纷至沓来的订单，而要求加印的报告最终未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邮票出口公司可能加大了对同年发行的《亚非拉乒乓球赛》的库存，而这套邮票的出口情况可能无力与《熊猫》媲美，因而相对较大的库存积压决定了日后国家核算价的低下。以上种种可能仅仅是以笔者所掌握的特殊情况根据逻辑的推估，仅此而已，不知对解开轩君的谜团有否些许帮助？??

    轩康邮友虽然邮龄不长，却细读了２０００册的集邮书刊，痴情难得，人才难得，堪称邮识的爆发户，实在很令我羡慕，但也要好好消化。我虽然邮龄长得多，但细看的集邮书刊恐怕只有轩君的十分之一不到，工作和家庭的巨大压力累得我终日直不起腰来，不过我的吸收可能会比轩君好，常年的细嚼慢吞使不少邮识已悄然溶化在骨血里，所以我可以成竹在胸，摆事实论原因，坦然面对一切的商榷。轩君，让我们取长补短，商榷再商榷，有时商榷中获得的会比阅读的收益更多，并惠及广大读者，您信吗？我是坚信不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