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集邮活动需要集邮收藏品交易市场
集邮是一项有益的社会文化活动，集邮市场是以买卖邮票和其它集邮收藏品（下称邮品）为主的交易市场。
集邮既是一项以邮品为收集、整理、鉴赏、研究对象的世界性文化活动，也是一项以个人收藏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消费。集邮爱好由个人兴趣出发，集邮的基本活动形式就是购买邮票，妥善保存，形成收藏。邮票是邮资凭证，又是特殊商品，长期以来被公认为“国家发行的有价票证”，过了发行期后，不容许添印，因为集邮的需求，具有保值、增值的功能。集邮者在兴趣减退之后，或者急需用钱之时，都可出让邮票。邮品需要通过买卖进行交易，因为邮票具有波动的行情，只要经营有方，买卖邮票也可获得利润，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以钱易物的集邮市场就应运而生。
邮票是国家邮政管理部门发行的邮资凭证，在我们国家，邮政实现政企分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2009年）第42条，“普通邮票发行数量由邮政企业按照市场需要确定，报国务院邮政管理部门备案；纪念邮票和特种邮票发行计划由邮政企业根据市场需要提出，报国务院邮政管理部门审定。国务院邮政管理部门负责纪念邮票的选题和图案审查。邮政管理部门依法对邮票的印制、销售实施监督。”因此，中国邮票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发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的经营邮政业务中，与邮票有关的共有“邮件投递” 和“邮票发行以及集邮品制作、销售”两项。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下设专门经营集邮业务的中国集邮总公司。
有需要，就会有服务；有商品，就会有买卖；要交易，就会形成市场。在中国，集邮市场分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一级市场是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经营的邮票发行和集邮品销售市场；二级市场是由多种经济成分参与的自由市场，或称民间集邮市场，目前以民营经济成分为主。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下属中国总公司从事的集邮品制作、销售是以邮票为主要材料的继续生产和增值销售，也应属于二级市场。
民间集邮市场主要由私商组成，有的单设门店，有的在集市中设包房、摊位，有的个体经营，有的集资合作，有的挂靠其他公司，有的兼营其他业务，甚至有的在实际上依托邮政企业，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二、拨乱反正促使中国集邮市场重生
中国最早的邮商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50年代中期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原来个体经营的邮商仍以“摊商”或开设“公私合营”店铺的形式存在，接受中国邮票公司各地分公司管理，在“文化大革命”中，邮票公司停业，合营邮商也全部歇业。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集邮活动复苏，中国邮票公司恢复国内业务，80年代初，《集邮》杂志复刊，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及各省区市集邮协会相继成立，集邮爱好者热情高涨，可是，国营邮票公司只售近年新邮，私营邮商早已人老货尽，而且当时还没有允许私人经营集邮业务的政策，于是集邮爱好者只能自发地进行邮票交换，从而在大中型城市开始萌生集邮市场的雏形。因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大背景相同，无论是北京、上海，或是广州、成都，几乎都产生了同样的现象和过程，集邮爱好者在邮票公司附近的街头巷尾交换余缺，以票换票，进而人群越聚越多，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以钱换票的交易，形成集市。在当时，这样的集市被视为非法谋利、投机倒把 ，受舆论谴责，令工商、公安等部门不安，不久，集市被查禁，集邮者被训诫，邮册被没收，人群被驱散。
此后，广大集邮爱好者呼吁开放邮票市场，各地集邮协会顺应会员要求，努力同有关部门协商，在社会各界支持下，有组织、有管理的邮票交换活动在文化宫、俱乐部等公共场所定期举行，有的需要凭邮协会员证进入。例如上海市集邮协会在共青团上海市委的支持下，免费借用设在原大世界游乐场的青年宫为场地，每星期日开办邮票交换活动。接着，1983年1月，上海市卢湾区职工集邮协会在区工人俱乐部开设集邮交换室。同年，集邮者又自发地在太原路附近的肇嘉浜路街心绿地聚成集市，称为“太原路邮市”，后来与北京的月坛邮市、广州的人民公园邮市、成都的冻青树邮市被合称为全国“四大邮市”。
20世纪80年代中期，购买新邮的队伍高度膨胀，新邮货源供应紧缺，预订新邮需要“办证”，买卖邮票有利可图，其时适逢银行利率下降等因素，广大市民试图购邮增值，纷纷涌入邮市。1988年5月22日，由北京市西城区集邮协会开办的月坛邮市，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正式挂牌，合法经营集邮业务。1988年10月，由上海市徐汇区集邮协会的挂靠单位徐汇区文化馆牵头，会同有关单位正式挂牌开办太原路邮市，入场须购门票，每天开放。
三、新邮炒作导致集邮市场扩大和增生
随着集邮活动的普及，以及市民购邮保值的需求量激增，邮票发行量节节攀升。例如，1981年的生肖邮票《辛酉年》计划发行量为931.16万枚，四年之后，1985年的《乙丑年》就达到了9555.26万枚，增加十倍以上。
由于各级邮政企业在新邮发行中利润可观，在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驱动下，违规经营的手法层出不穷，尽管相关管理部门一再严格查处，但在集邮市场上表现出抑制不住的新邮炒作。炒作的物质基础是资金和货源，两者不可缺一，普通集邮者无法在预订外获得多量新邮，在市场上却整包整盒地在流通。
1991年发生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第一次出现在1985年）“邮市疯潮”。当时，银行利率下调，股市收益迷惘，新邮却立竿见影地暴涨，例如，当年发行的“和平解放西藏”小型张，面值2元，虽然发行量已达883.6万枚，整盒的市场价从350元炒到700元、850元；三年前发行的“三国”（一）小型张，面值3元，其整盒价在一周内就从850元暴涨到1500元。邮市行情的暴涨由新邮炒作引发，暴涨造成大量的人流和资金涌向邮市。炒作纯属投机，参与其中的邮商或市民则落得“几家欢乐几家愁”的结局，这样的节目在邮市反复上演。
平时只有二三百人进入的月坛邮市，在疯潮中每天涌进数千人甚至上万人，由于治安、卫生等事故，导致于1991年11月10日起的暂时关闭整顿。在上海，原来蜗居在工人俱乐部一个活动室内的卢湾区邮协交换室则在1991年8月迁入了卢湾区工人体育场，称为“卢工集邮品交换市场”。
新邮炒作引发邮票暴涨、公司惜售，暴涨之后却造成跌破面值、调整发行量。因为没有解决根本的弊端，时隔五年，“邮市疯潮”再次来袭。1996年下半年起，“桂花无齿”“宝鼎无齿”等品种的价格增幅刺激着人们争购新邮，面值5元的《上海浦东》小型张最高曾被炒到65元。1997年上半年，邮市炒作达到高潮，北京月坛邮市门票每人5元，每天入场在1万人以上，周末可达1.3万人；上海卢工邮市门票每人2元（高峰时调升至10元），进入2万人后停止售票。室内摩肩接踵，附近客房爆满，门前则外地牌照的邮政车辆穿流不息。炒作者寄极大希望于7月1日发行的《香港回归祖国》金箔小型张，面值50元，集邮公司售价120元，发行前的“期货价”240元，发行后炒到300元以上，期待年底会到1000元……不料，事与愿违，300元成为一个拐点，这枚“年度最佳邮票”竟一路下滑，直至跌破面值，最低价仅17元（现约55元）。炒作者、投资者被深深套牢，就此邮市一蹶不振，有的品种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套。
然而，邮市在此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97年6月8日，在北京市邮协、西城区政府的支持下，月坛邮市迁至黄寺大街的马甸福尼市场，营业面积达1.3万平方米，设柜130余个、售货棚400个。1996年秋，上海卢工邮市经过场地改建，面貌焕然，重新开张，不仅设有视频监控，，而且首创了工商、公安、税务进驻联合办公的管理模式；1997年2月22日，太原路邮市告别室外，迁入云洲商厦；同年，在闸北、南市、杨浦、虹口、静安、普陀、浦东新区等区都有大型的邮币卡市场通过审批，揭幕招商，大都规模较大，得到本区行政部门的支持，策划者大致误以为“邮市同股市”，会有大量寻常老百姓参与，有的甚至搞起了“无实物交易”的试验，一时上也受到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可是，依靠炒作形成的“疯潮”终究只能昙花一现，之后就是行情的低谷，新邮价格狂泻，投资者、投机者统统远离邮市，因此，除了卢工邮市、云洲邮市和老城隍庙邮币卡市场还有邮商蹲守外，几乎所有新开张的邮市，在一二年内，全都偃旗息鼓。
发表于 2014-4-30 16:4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