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国富民穷，怎能转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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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志武：国富民穷，怎能转型经济？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周政华

　　2008年11月19日

　　为应对突如其来的经济滑坡，11月初国务院公布了10条经济刺激措施，投资总额超过4万亿元。用2年时间、花费4万亿元，能否维持明后两年8%的增长目标？启动民间消费、拉动内需的关键何在？为此，本刊专访了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 陈志武。

　　2009年经济形势会很严峻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政府已经将“保8%争9%”作为2009年经济增长目标，您认为未来4年内 4万亿元的投资能够帮助实现这一目标吗？你对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有何预期？

　　陈志武：按照这次4万亿方案，2009年增速达到8%以上会有困难。主要原因在该方案过多重视基础设施投资，仅铁路就占两万亿，而不是用这些钱重点刺激民间消费，放在降低老百姓储蓄压力、推动百姓消费。这种方案能带来的GDP乘数效应非常有限。大致我们可以这样来算。

　　 全球危机于9月中、10月份恶化后，对中国出口行业的负面影响还需要几个月才能表现出来，所以，估计到明年上半年，中国沿海经济才见底，企业关闭、失业等等问题在那时会很严重。明年第一、二季度，GDP增速可能降到4%至5%左右。

　　 其次，根据铁道部的消息，其两万亿中，今年年底前会花去3500亿，明年花6000亿。我们知道，铁路投资的经济效果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表现出来，对就业的直接贡献很少。这9500亿开支对2009年的GDP贡献，不会超过3000亿。

　　 再次，剩下的两万亿元，即使明年花下一万亿，对当年GDP的贡献不会超过5000亿。当然，如果这一万亿用来给中低收入个人和家庭退税、补贴，比如，月收入低于5000元以下的大人和小孩、农民和城市人都得到1000元补贴，这一万亿会立竿见影，很快转换成GDP，其乘数相应会很高。根据我以前的研究，在各省投资产生的GDP效果很不一样。在北京和上海，每投资一元，第二年的GDP会增长0.4元左右，而在湖南、河南等这些历来投资少的中部、西部省，每做一元的固定资产投资，第二年能带来0.7元左右的GDP增值。综合以往的经历，如果假定这次投资对2009年GDP的乘数效应是0.5， 那么，在明年底之前会多投的一万亿元（铁路投资之外），能产生5000亿左右的新GDP。

　　 按照这些数据，我们看到，这次经济刺激方案大约对2009年GDP能贡献8000亿元，相当于给GDP增速多加3%左右，而且这些贡献主要是在第一、二季度之后才更多体现。加上本来会有的4%至5%左右的增速，如果接下来没有其它刺激方案的话，估计明年GDP增速在7%至8%。当然，这是一个很粗的估计，有很多条件可能会发生变化。

　　《中国新闻周刊》：有观点认为4万亿投资超出了中国政府的财政能力，有可能加印钞票解决问题，引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你如何评价这种可能性？

　　陈志武：过去几个月，石油和其它大宗商品价格都跌了一半以上，通货膨胀不再是威胁。这些年政府税收增长了那么多，使老百姓收入的增速远低于GDP，让民间消费怎么也上不来。从另一方面看，这让政府的财力多得无处花，去年有财政盈余，今年头6月财政盈余1.3万亿，所以，政府财力不是问题。

　　如果不够，政府还可以发公债。到今年中期，国债余额总值在5万亿左右，占GDP的18%，其中有16000亿是因中国投资公司的筹资而发的，去掉这一项，实际国债余额占GDP的13%左右。这些负债比远低于美国的71%负债比。

　　所以，没有用完的国债容量还不小，在这种关键时刻，利用发债的潜力不是坏事。关键要看政府拿到这些资金后，是以何种方式刺激经济的，到底是以低效的政府投资为主，还是在民间消费、在民生项目上下手呢？

　　“投资拉动经济”可能作用有限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政府目前已出台经济刺激措施中，扩大投资仍是主要手段，与1997年金融风暴相比，当前依靠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还有多大？

　　陈志武：没有以前大。跟1997亚洲金融风暴时期不同，这次恰恰是外需出口在严重下滑，而国内的老百姓又没钱增加消费，所以，国内外的消费需求都不足是这次危机的关键所在。如果此时的手段不是重点刺激国内民间消费，而是还把政府资金主要用在基础设施、工业项目上，到最后，这么多的工业产能给谁生产、东西有谁买？这么多的运输容量把货物运给谁、往哪里运？在国内外的消费都下滑的情况下，继续扩大工业投资、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是低效的做法。

　　 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政府投资是否过头的办法，就是看政府的奢侈大楼、形象工程是否越来越多。1980年代，没有几个地方政府盖奢侈大楼，甚至90年代也很少，但是，到近几年则到处都是，这说明，不能由政府继续掌握那么多投资的钱了，是扭转“国富民穷”局面的时候了。

　　《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底以来，中国沿海大批工厂倒闭，这是否表明以投资促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您如何评价投资驱动增长模式对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影响？在此背景下，为应对此轮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国政府仍然采取投资驱动增长的路径，原因何在？

　　陈志武：从1978年到1990年代末，投资驱动增长的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总体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原来工业基础落后、公路以及空运运输网络极差的状况下，由政府集中投资办大事，在效果和速度上都很快，那些努力为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后的新一轮高速发展，奠定了根本性的工业基础和运输网络基础。

　　 但是，一个国家不能总是把资源用在“生产建设”和“基础建设”上，毕竟我们所做的方方面面的建设最终都是为了消费和生活。中国人建设了这么多年，从早到晚卖力气只知道进行生产建设，应该也有一个缓过气来的时候，有一个从以生产建设为重点转移到以消费为重点带动增长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现在。

　　 之所以这次经济刺激方案还是以投资为重点，主要是政策惯性。不是决策层不知道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性，而是因为以前都是靠投资带动经济，以至于成了习惯。这个习惯该改了，必须掌握靠刺激消费带动增长的调控手段。

　　政府收支需民主监督

　　《中国新闻周刊》：此次出台的10项经济刺激方案，也包含了一些民生方面的原则性内容，诸如加快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等等。您认为，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在民生方面，中国政府还需要完善哪些制度建设？目前中国的医疗、养老、教育等福利体系仅覆盖少数人口，原因何在？

　　陈志武：中国民间消费太少，原因主要在两方面，第一是老百姓钱太少，政府钱太多，国富民穷；第二，政府开支不受到老百姓的监督和制约。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做三件结构性改革，一是民主宪政制度改革，二是减税、退税，三是将剩下的国有资产做民有化改革。

　　 不管从历史，还是从跨国比较的角度看，今天中国民间消费真是稀有地低。首先，在建国初期的1951年，民间消费占当时GDP的68%，政府消费是GDP的16.5%，而今天民间消费只是GDP的37.5%，政府消费是GDP的28%。这说明过去几十年的制度安排，把收入和财富逐步从民间转移到政府手里，让民间变得更穷，而且支撑这种转移的制度还没有改变。其次，跟其他国家比，今天韩国和日本的民间消费分别占GDP的52%与55%，巴西民间消费占59.9% ，印度为55%，美国最高，民间消费是GDP的71%。

　　 为什么会是怎样？如果要刺激中国的民间消费，应该做哪些根本性改革？经济刺激措施只是对短期经济增长有作用，但是，不会、也不能从根子上铲除抑制民间消费增长的制度基础。所以，要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别的选择，必须要进行基础性制度改革。

　　 首先，要对政府财政预算进行民主监督，包括公开听证、广泛的媒体自由讨论。民主制度监督可以减少政府开支的“硬件”投资偏好，引导政府开支往民生倾斜，包括基本医疗保障、社会安全网、基础教育等方面的国家投入。一旦政府在这些民生领域有实质性投入，可以给老百姓提供底线经济安全感，自己储蓄压力会减少，民间消费就可以被解放。

　　以2007年为例，巴西政府的教育投入占GDP的5.4％，中国才3%。在其它公共福利上，巴西花在医疗卫生一项上的公共支出就是GDP的10.4％，而中国政府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失业救济这几项开支加在一起才占GDP的2.4％，而且中国的医疗卫生经费大多还是为领导干部，而不是为普通老百姓服务的。

　　 其次，征税权、加税权必须掌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手中，行政部门不能有征税权，新增税种、税率提升必须经过广泛的公开听证和媒体讨论。如果征税权不能卡紧，民间的收入就无法与GDP同步增长，政府拿到的国民收入比重就会继续膨胀，民间消费当然就没有收入基础了。最近几年的极端情况不说，就拿1995至2007年这更长的12年看，这些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共累计增长5.7倍，而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才累计增长1.2倍。只要政府收入的增速不被控制住，民间资费的增长当然难以实现。

　　 上面两项都涉及民主宪政改革的问题。从这一点我们也能看到，政治改革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涉及到经济模式能否转型的基础问题。

　　国有资产应真正实现“全民所有”

　　《中国新闻周刊》：针对国内消费难以启动的难题，您曾提出过对国有资产进行民有化改革，建立民众“财产性收入”的产权基础，然而，这涉及到当前各阶层利益格局调整，您认为中国政府在何种情况下，会采取类似改革？

　　陈志武：民间消费难以增长，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喜欢花钱，而是因为在国有制之下大多数人都没有自己的资产。通过国有土地、国有资源、国有企业等，政府拥有的资产性财富相当于社会总财富的近四分之三。虽然这些国有财产是“全民所有”，而且这些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而增值很多，但是，没有老百姓能分享到国有资产升值、国企利润的好处。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工资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而工资收入的增速又低于GDP的增速。

　　 为了让中国公民能直接感受到国有资产中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并由此增加每个人的“财富感”、进而提升消费的意向，我们就必须进行民有化改革。以前，国有资产的“全民所有”制度安排中“所有者”是抽象的、不到位的，我们必须把原来缺位的“所有者”给明确化、具体化，以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

　　 具体办法是，是把现有的央企国有资产、地方国企产权除给社保基金注入部分产权外，剩下的分别注入中央和地方国民权益基金，中央级的一个、31省市分别个一个，共有32个国民权益基金，中央国民权益基金的份额均分到13亿公民，地方国民权益基金的份额可以给当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

　　我们必须意识到，除非能让国有资产的升值和盈利直接进入老百姓的消费预算中，否则，中国民间消费增长会继续缺乏资产财富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十几年一直在呼吁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可是，实际结果不仅民间消费占GDP比没有上升，反而一直在下降。国富民穷，怎能转型经济模式？

　　不过，基于三方面原因，我对这种改革的前景还是乐观。

　　第一，十七大提出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如果没有财产，怎么能增加财产性收入呢？从这个意义上，我讲的民有化改革跟党的十七大方针是一致的，而且是具体实现这一方针的途径。第二，国有制的理念本来就是“全民所有”，我讲的民有化改革只是把原来没有真正落实的“全民所有”给落实。第三，在国内外的消费需求都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这种改革可以从根本上让每个中国公民感到更富，由此可直接减少储蓄压力，增加消费，这就能促进经济模式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