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 2008-12-11 10:01:00
12月2日，我接受了《浙江经济》杂志记者冯洁的采访，对2008年我国的经济形势进行了回顾，对2009年我国的经济走势进行了展望——
纵论2008年 展望2009年
——访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叶航教授
本刊记者/冯洁
【核心提示】从年初的出口增长下滑开始，国人对于中国经济的走势一直拿捏不定。直至金融风暴肆虐，
关于危机的说法才让大家“不谋而合”。人称“多事之秋”的2008年，已然渐近尾声，过去的一年我们亲眼目睹了危机的来临，亲历了危机带来的种种变化，也见识了国家启动四万亿资金扩大内需的魄力。尽管如此，人们对于经济形势的走向依然是诸多猜测，对此，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叶航教授给出的明确判断是：经济回升尚需一年半至两年时间作为调整期。
危机来临，追根溯源
记者：今年在短短八到十个月时间内，中央政府作出四次重大政策调整，这在历史上是没有的。为什么这次国际经济危机相比以前杀伤力会这么大，杀伤面这么广？
叶航：这次的危机实际上比东南亚金融危机要厉害得多。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浙江、广东等经济大省并没有出现企业倒闭的现象。这次的危机之所以如此严重，我认为主要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也是最主要原因。国内经济的下行，当然是和国际经济的衰退以及金融危机有关，多种因素叠加到一起，中国经济受进出口等外部环境的影响，对国内经济自然会带来很大的杀伤力。
第二个原因，当前国内出现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去年政府稍显过度的紧缩政策也有一定的关联。今年上半年以来，一些大企业倒闭，实际上并不是由于出口下降、人民币升值等国际经济因素，不少倒闭现象是银行贷款紧缩导致的资金链断裂而造成的。我们不得不反思，政府在过去一年包括今年上半年的紧缩政策，实际上是稍显过度的，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当然，这当中也存在一定的客观原因，即开始紧缩的时间过迟，以致不得不动用相对强烈的手段来进行紧缩，进而造成经济出现大起大落。
记者：国际经济危机固然是导致中国经济下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经过了改革开放30年的高增长，是否也意味着其发展遇到了一定的瓶颈，需要适时转变？
叶航：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高增长，的确到了需要转变的境地。撇开农村这个大市场，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其实和日本很相像。日本城市工业发展潜力在国内而言已经耗尽，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近十年来，其外延层面的经济增长都是从国际市场上寻求。
对于国际市场上的需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保证其优势会永远存在，它终究会被其它经济体替代。中国如今在世界上拥有最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不容忽视的是，近年来崛起的越南、柬埔寨同样可以替代我们。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目前还拥有当年日本所不具备的优势，即拥有一大片有待开发的农村市场。如果中央政府运用恰当，将农村的消费市场、内需市场开发出来，初步估算，待这个市场走向饱和，大约还可以为中国提供20－25年的缓冲时间。也就是说，在目前工业化的增长模式下，如果能够把农村市场开发起来，中国工业化的增长模式还可维持25－30年。但是，随着国内消费品市场不断饱和，这25－30年的时间最终也会被耗尽。对中国经济而言，最关键的就是要抓住当前最关键的25年时间，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从工业化过渡到后工业化时代。
这方面，美国的转轨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美国自上世纪90年代后，便形成了以IT、软件等高科技产业为支撑的产业模式，其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日本。当前，对中国来说最关键的就是，在工业化还有25－30年的时间里，调动政府、企业家的积极性，找到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这是中国长期发展的关键所在。
记者：在改革开放30年的视野下，能否对过去一年中央的宏观调控之下的财政货币政策，作一个总结性的判断？
叶航：改革开放30年，头15年存在的问题更突出，那时国家宏观调控几乎是用行政命令和计划的方式来落实的，和计划经济没有太大区别，出现了一紧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后15年，中央对宏观调控作出了很大改变，更多地是通过经济手段来进行调控，和市场经济的微观机制结合比较紧密。
可以显见，后15年经济的波动明显减缓，但这种调控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由于调控具有时滞性，因此，国家宏观调控必须要有超前意识，政策制定必须在问题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就开始进行。后15年最大的问题就是政策的出台相对迟缓，正如过去一段时间的紧缩政策也是如此。按照我原先的分析，2000年，国家就应适度紧缩，但是这一举动直到2003年才得以实施，这就导致了经济越来越热，当政策不得不紧的时候，实际上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也意味着其紧缩力度就要更强，再加上经济调控的时滞性，经济难免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
对于如今的扩张政策，我存在同样的担心，如果不加以控制，也不排除扩张政策走向过度的可能。中央4万亿扩大内需的政策出台后，全国24个省市大约有17－18亿投入该计划，不少项目将于明年启动，由于宏观调控的时滞性，国民经济还是无法立竿见影。而当政府在大投入后难以看到效果，又很有可能会再加大投资力度，导致过度扩张，转而让经济走向过热。
因此，我认为比较科学的调控是提前调控、小力度调控。在经济即将转轨的时候就要开始微调，放缓调控力度，这样才能保持国民经济稳健运行。
宏观调控，提振信心
记者：从去年以来国家宏观调控的一系列举措来看，您认为是否对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
叶航：我认为，真正的调整，严格意义上是从今年下半年，即9月20日起，国家开始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紧随其后，10月又再次下调准备金率；11月，又出台了四万亿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今年下半年以来，尤其是9月份以后，中央正逐步将紧缩的政策改为扩张的政策，这是一种可喜的信号，虽然这个信号来得比预想中来得迟了一些。
记者：在中央推出扩大内需保增长的新政后，您认为这对于浙江企业传达了一种怎样的信号？浙江的企业应当如何抓住这一机遇谋求发展？
叶航：当前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入冬之后，要使自己能够生存下来，生存下来就意味着未来的发展和成功。对于本轮经济回调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经济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地往上走，起起伏伏也在所难免。经济回调的过程，事实上也是淘汰一些低效率的生产模式和企业，相应地，那些留存下来的企业，它的空间就会更加广阔。所以，只要能够抓住自身的机遇，提高自身的能力，未来对浙江的企业家而言，将会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记者：浙江是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之一，这次反过来经济冲击最大。这其中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在国家新一轮宏观调控、扩大内需政策的支持下，浙江政府和企业应当如何实现转型，适应国际经济新形势？
叶航：经济衰退具有其自身规律，即经济增长越快的地方，它的产能可能越充分，因此当经济下行的时候，它的产能萎缩程度也会更加严重。今年前三季度的经济报表显现，华东地区即东部沿海地区经济下行的趋势最为明显，经济增幅远远低于中西部地区。这是因为东部沿海地区在前期经济扩张得比较厉害，而当经济下行的时候，它的萎缩程度也会更为突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一直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地方，而珠三角的广东、长三角的浙江又是这两个地区增长最快的省份。因此，当经济下行之时，浙江和广东受也成为受挫最大的省份，这是必然的。
我认为，浙江省改革开放30年以来最大的问题，就是其创新程度还比较低，基本上在重复着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在国内30年的长期发展模式之下，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今后，浙江企业、政府都应更注重创新投入，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更多地要依靠技术，而不是在资源、劳动力、资金上寻求增长。
另外，要把增长的基点更多地放在国内市场，而不是一味地依赖于国际市场。毕竟，随着国外经济衰退和人民币升值，未来几年，国外市场萎缩是必然的，政府应更多地引导企业家开拓国内市场，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这是从长远来说浙江政府和企业家都要注意的问题。
记者：在中国经济遭遇寒潮的新形势下，国家投入四万亿扩大内需，引来一片叫好声，也引发了一些社会上的疑问。不少人认为，将巨额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是一种资源浪费，并不能取得实际效果。对此，您如何看待？
叶航：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有两点需要纠偏。首先，我要为中央政策作出辩护，就政府而言，它的一个基本职能，那就是为社会提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公共服务产品，在整个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政府没有更多的闲置资源投入公共服务，惟有趁着社会经济增长速度略微放缓之际，来加大公共基础设施投入，这是极为必要的投入，没有什么值得怀疑。
其次，有人认为，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是否会导致重复建设、效率低下。我们通常所说的宏观效率和微观效率是两码事，单纯追求投入有没有产出，有没有投资效率，有没有重复建设，实际上都是追求微观效率，而微观效率是无以来评价宏观效率的。宏观调控的意图非常清楚，就是当一个国家经济处于下行态势的时候，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如果政府不作为，便会导致经济衰退、经济危机，继而出现大量企业倒闭、员工失业，甚至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在这个时候政府加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不仅仅是为了微观效率，而是阻止经济衰退陷入恶性循环。我们不能用微观效率来衡量宏观效率，而应从宏观调控的总体效果上加以衡量。
记者：浙江是一个经济外向型省份，在过去的发展中，浙江企业的外贸依存度相当高。在如今国际市场萎缩的情况下，浙江外贸企业应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寻求出路？
叶航：到了现在这个阶段，调整与否已经不是企业家意愿能够决定的了。随着美国金融危机逐渐向世界转移，全球性经济衰退来临，国际市场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肯定会大幅萎缩。在未来的几年中，浙江外贸出口企业的产能势必会大幅萎缩，这也是必然的。对浙江的出口企业而言，我认为，必须丢掉幻想，做好市场萎缩的准备，寻求新的替代性市场，转向新的增长模式，这是摆在眼前的一个问题，也是必须考虑、必须落实的问题。
记者：本次扩大内需有一个前提，或者说是目标，就是提振信心，您认为对于企业的生产经营信心和国民的消费信心，应该如何提振？
叶航：对于提振企业信心，除了实际的财政投入，政府加大企业的信心力度，也非常关键。这方面，杭州市政府就做得就不错，在中央会议召开后，杭州市政府就即刻召开了民营企业大会，商讨如何提振民营企业信心的问题。我认为，当务之急，是通过建立一些好的机制，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服务力度：如重视企业融资难问题，建立企业贷款的担保机制；在地方税收允许的范围内，给予中小企业一些财税上的支持；另外，要建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机制，包括市场开拓、人才引进等举措。地方政府对此不能光喊口号，而应拿出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实际行动，如此企业家的信心才能提振。
对于民众的信心恢复，我认为关键还是媒体的引导。媒体的引导对于社会舆论起着重要作用，前一阶段，有媒体在杭州推出了“100元过一周”的活动，这个活动的意义是什么？媒体的说法是，金融危机迫在眉睫，鼓励每个家庭尝试用100元过一周，以抵挡金融危机。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不必要的引导，它带来的作用是很可能是负面的。如果将这个活动的目的定为节约，鼓励大家有效率地生活，这种活动任何时候都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将它和金融危机扯上关系，我认为这就是一种畸形的引导，对提振民众信心也会起到反作用。必须看到，公众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媒体影响的，有效的媒体舆论引导对提振民众消费信心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济回升，尚需时日
记者：对于即将过去的一年，中国经济遭遇的困境和挑战是有目共睹的，目前对于经济走势的揣测众说纷纭。您认为，中国经济的下行态势是否已经见底？下一步将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
叶航：我认为目前无论是中国经济，还是浙江经济的下行趋势，都没有见底的迹象。明年上半年，浙江经济甚至可能进入最困难的时期。我的估计是，最起码到2010年，整个中国经济下行的趋势才有可能见底，这个时间大约会维持两年左右。
今年下半年以来，国内经济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及萎缩，全国的钢铁、化工企业产能节余相当明显，高达60％－70％。目前，不少钢铁企业、重化工企业都已停产，要立即扭转这一局势是相当困难的。哪怕国家扶持的力度再大，要把剩余产能有效化，也需要经历一定的过程。就浙江而言，从今年下半年即6月份开始，陆续出现了一些大企业倒闭的情况，虽然大企业倒闭刚露出苗头，但实际上大企业倒闭会带来诸多连锁反应，例如债务链的存在，会导致一系列潜在的债务危机，这种情况也会一直持续到今年年底甚至明年上半年。一些媒体报道认为，在国家扩张政策的影响下，经济下行会马上见底，是不可能的。可以预见，今年年底直到明年上半年甚至明年全年都会是中国经济比较困难的时期，其GDP增长的下行趋势也依然会持续下去，一年半至两年左右才能见底。
记者：关于当前低迷的经济形势，一些专家预测需要1－2年时间才能呈现回升，也有人预测需要3－5年时间，您对此如何看待？
叶航：我认为，在当前国家大力度的宏观调控政策之下，3－5年的时间显然是无须的。我个人认为，这轮经济低潮大约两年左右可以回升。毋庸置疑，国家如此大力度的财政扩张，再加上地方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有效的扩张举措，它对经济的实际影响肯定会显现出来。只不过，效果的显现并不是一蹴而就，它需要经过大约一年半到两年左右的时间，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当然，如果中央没有作出如此及时的调整政策，这轮周期将会更长。
记者：能否对明年经济形势作一简单预测？
叶航： 对于明年的经济形势，我的总体判断是：整个经济下行是必然的，但是由于地方政府采取了如此大力度的扶持政策，我个人还是持乐观态度，应该不会出现此前一些经济学家所预测的情况（认为明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会下行至6％－7％）。我估计，明年的经济增长率基本上可以实现保“八”争“九”，即维持在8％－9％之间。但是也必须看到，即使达到这个水平，和今年相比，其下行趋势还是必然的。我们可以比较来看，去年的经济增长率是11.9％，而就今年来看，即使最好的情况也只能维持住两位数的增长率，大约在9.5-10%左右。初步预测，这一轮宏观调控的效果大约会在一年半到两年之间显现出来。因此，经济复苏的迹象最快的话也要到2010年上半年才会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