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这一次的讨论,实际上是非常有必要谈一下中国的私募。 因为我们三个人来讲,可能John年龄可能小一些,但是我们三个人基本上也代表了80%的私募先行者,尤其是在中国。我是从1994年开始这方面的工作。 但是当中国的私募业务开始的时候,实际上只有屈指可数的一些大陆的私募。今天我们看到有几千、几万的私募基金出现,这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我想谈的是,关于相反的趋势。为什么我们这么希望能够在中国私募基金这个行业进行工作,为什么我感到这么激动?这个业务有多年的历史,可以坦白地告诉大家,最早十年我们在中国私募工作时就像经过一个非常长隧道的感觉,在前方看不到任何光线,这是非常曲折、复杂、艰苦的路程,尤其是在起先的十年里。 我还记得刚开始是进行AIG的基金。在任何一个商业会议上,我总是最年轻的一位参会者。这是因为我们大多数的合作伙伴是非常高层的公司,他们的经理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今天非常不幸的是在任何一个商业会议上我却成为年纪最大的一个。因为所有对方的人99%的人都是来自于私营公司,他们是非常年轻、充满活力的。 当我去美国的时候,我记得当时的私营部门或者说一些公有部门占到GDP的70%左右,但是今天私营部门现在只占了GDP的30%左右,当然也包括一些军工企业。就浙江省一年,去年非公有部门占到GDP的94%。这就是基本性的变化。 有一点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今天我们可以对中国一些小的公司进行投资。在一年两年的时间里,这个公司就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公司。我记得在1993年的时候我们投资了一个盛大的公司,是当时一个非常小规模公司。我们是在2003年5月份投资的,这家公司于2004年7月份在纳斯达克上市,在一年时间里,这家公司成为最大的在线游戏公司,而且是世界级的。他们很可能是第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信行业的公司。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类似的案例发生。 这种情况尤其表现在他们在中国快速的市场发展,这边的市场趋势也使得这一切成为现实。作为一个私募投资者来讲,这是真正的梦想实验厂,我们可以为此进行努力。这是非常令我们激动人心的。另外这也是与一年前的情况大不相同的一点。 另外一点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以前也简单提过,除了中国的私有部门外,我们基本上也超过了一个临界点,无论是在数目上还是规模上。几年前有一个原因,基本上所有的合作伙伴都是公有部门,对于私有公司来讲,很难找到一个有资本需求的私营公司。比如说一千万、两千万美元的需求。要给这些钱的话基本上可以把这家公司拿走了。现在在浙江省就可以看到几千个私营公司,他们可以花两千万到五千万的资金,但是还是可以保持着控股的地位。所以说这是非常不同的情况,也是非常重大的业务牵动的驱动力。 我们在中国遇到的挑战又是怎样的呢?刚才已经提到了几点,在宏观的角度来讲,我想说的是,中国还是一个监管比较严格的经济体,在中国,任何一个做生意的人,无论你做怎样的生意都要经过政府非常多的审批流程,不同的政府部门可以签发一定的政策,他们可以任意地进行政策的制定,有时甚至根本就不会改变或者说不会对你的工作环境有所帮助。 另外一个挑战,特别是宏观方面来讲,刚才讲到了利益的联合。这里还存在着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管理层管理团队的问题。为了能够成功,特别是能够在中国取得成功,以及在国际商界取得成功,需要一个真正可以不光管理本地业务,而且可以处理国际业务的经理人。当我们开始进行业务发展的时候,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具备资质的CFO,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财会人员。同时也是非常难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技术人员。不光是说他们在技术上或者是在运营上非常成功,还希望他们具备一定的国际眼光,到底他们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一些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了,因为有非常多的海外人员有非常好的教育程度,他们在美国和日本工作过,现在回到中国来。 非常有趣的一点,无论他们在哪里学习、在哪里居住,这些中国人总会有一个梦想,希望能够回到中国来做点儿什么,无论是为自己的家庭能够带来价值或者说能够成名立业,为他们的家乡光宗耀祖。在俄罗斯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大家离开俄罗斯之后就在其他地方定居了,一辈子都不会回到俄国了。这就是中国和其他国家文化不一样的地方。无论如何,今天我们还是看到管理层方面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要找到一个具备资质的运营者,一个本地的经理人,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国际背景,这是人力资源方面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