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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钢铁第一大省，河北足以折射出全国淘汰落后产能的困境。这存在着一个历年来反复出现的悖论：淘汰任务一定能完成，但是钢铁总产能仍然会扩大。 “钢铁冶炼是一个退出壁垒很高的行业。生产线一旦被拆除，如果无法用其他形式获得重建，等于所有资产付诸东流。” “农民辛辛苦苦刨一年地，也未必有钢厂给的钱多”。因此，如果钢厂真的关停……被租用的耕地无法复耕，大量的工人将无处可去。 “敬业钢铁养活了平山县三分之一的公务员。如果一个月不交电费，电力公司可能就没工资发了”。 上述三段话正折射出钢铁业淘汰落后产能的三大阻力。 淘汰落后产能的口号喊了很多年。此次之所以被广泛关注，在于决策层的“铁腕”和“重拳”。 在距离三季度期限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工信部公布了详细到具体企业、具体生产线的淘汰名单。这是工信部首次以公示的形式表明淘汰工作力度，也向涉及的各方施压。但就在第二天，名单被指“注水”——由于其中列出的部分产能实际上已经关停。 难道“铁腕”，无法推倒那些象征落后的高炉吗？ 上海证券报记者来到中国钢铁生产第一大省，也是“落后产能”的重灾区河北，深入探寻其中缘由。 拆除的高炉 从唐山到邯郸，从廊坊到沧州，钢铁产业链条贯通着这片燕赵之地的经济命脉。中国超过四分之一的钢铁就产自这里。你既可以在喧闹的城区中看到整齐洁净、几乎可称为鸟语花香的大钢厂，也可以在偏僻的乡镇里发现烟尘飞舞，空气刺鼻的最破落的小企业。他们各自发展壮大，共同支撑和见证着中国飞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但是，随着中国粗钢产量每年的飞速递增，以及节能减排不可逆转的趋势，“淘汰落后产能”的大幕又一次拉开了。河北无悬念地成为压力最大的省份。在工信部公布的名单中，河北省共有34家企业超过1500万吨的炼铁炼钢产能被明令关停，占全国淘汰总规模三分之一强。其中，既涉及邯钢、唐钢这样的国有钢企，也有大量的中小民营企业。 “今年2月拆了3个150立方米的小高炉，云南财政厅的人还来监督了。现在都要跨区域核查是否切实拆除。”河北民营的敬业钢铁集团能源环保部长康永鹏告诉记者，目前敬业最小的高炉也有450立方米。 在记者的实地走访中发现，“以前只要停产不用拆”，而现在，高炉拆除的工作的确在进行。而且，大部分在政令公开下达之前已拆除。河北省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事实上，此前工信部于5月下达的淘汰任务，河北大多数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今年全年的完成量还将超过规定目标。“河北去年 11月开始搞了个集中行动，今年又搞了一次。多淘汰一些，为以后留出空间。”这位人士介绍说。 拆除的真相 如果淘汰的任务甚至可以超额完成，那么，让中国钢铁行业饱受困扰的产能过剩问题，是否解决有望？ 业内给出的答案却是否定的。原因是行业里公开的秘密：这些拆除的高炉，绝大多数是已经废弃了的。与此同时，产能的“以旧换新”、“以小换大”也依然普遍存在。 “我们拆除的210立方米的小高炉其实早就不用了，不符合经济效益呀。以前是停了没拆，现在拆掉了。”河北一家年产量在500万吨的中等规模钢企人士向记者坦言。这拆除的高炉，就出现在了工信部的淘汰名单中。业内人士称，这种实际上在拆除前已废弃的产能，在此次名单中占比不低。 在用高炉被拆除的案例也有。比如在2008年，唐山钢铁就拆除过两座450立方米的高炉。当时，唐钢正面临从唐山市区整体搬迁至临海地区。为了证明市区内也可以存在不污染环境的重工业企业，唐钢不惜将还在正常运转的两座高炉拆除，原地兴建大规模绿地，成为国内钢铁企业节能减排、美化环境的标杆。相应的，唐钢也最终免于工程浩大的搬迁，其节约下来的成本，大大高于高炉拆除的损失。 “市场的淘汰效果才是最残酷的。”采访中，无论行业协会、钢铁企业还是研究机构，各方都认为此次淘汰政策的表述“比以往更加严厉”，但谈及最终效果， 话题也都不约而同转向了“市场机制”。在业内看来，市场低迷导致的企业经营困难才是关停的真正动力。对于淘汰，政策更多时候起的是顺势推动的作用。 但一个悖论在于，政策在推动淘汰的同时，却也无意中间接进行了反向推动——产能扩张。 “现在政策主要用工艺装备的标准来对什么是‘落后’进行定义，采取的基本是一刀切的办法。小钢企为了符合产业政策，就必须通过扩张来获得继续生存的权力。规模对于它们来说，再不仅仅意味着发展，更关乎生死。”河北钢铁业一位资深人士表示，与政策相应的各种“对策”，虽然办法老套，却屡禁不止。比如前述的用废弃高炉冲抵目标任务，又比如“以旧换新”，“以小换大”。 “拆掉旧的以前，钢厂基本上都已经新建了更大的项目了。没有老板会那么傻，不事先做好准备就拆现有的高炉。”上述人士透露。而除了以旧换新，另一个常用的方法是“改造升级”。“高炉每年都要大修一次，还有部分高炉的服役年限到了，这都成为进行装备改造升级的最好时点。” 这在其后记者对各钢厂的调研中得到了印证。不管年产量在数百万吨，还是产能已经列入全国前三，各个规模的钢厂都坦陈近期有扩大产能的计划。 同时，记者从河北省政府下发的52号文件中得知，河北今年计划分批淘汰30家企业的49座高炉。而据齐鲁证券的统计，近期唐山地区计划兴建的高炉就多达42座。 事实上，这一系列的运作并不是没有遇到阻力。国发34号文明确规定，2011年前不再批准任何钢铁业扩大产能的项目。同时，今年以来对钢铁行业越来越紧的信贷政策和差别电价制度，也的确让该行业承受了更高的成本。 “新建一座1000立方米左右的高炉，投资约在8—10亿。厂区整体建设约需2年。而目前对钢铁行业的信贷紧缩，让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很小，大多靠同业间的拆借，或非银行的金融机构融资，因此资金成本比之前高出不少。”河北冶金行业协会秘书长助理宋继宽介绍。 差别电价的实施也让节能环保装备不完善的小钢厂平添了生产成本。以河北省为例。该省自2010年6月1日起，淘汰类生产设备用电不分行业，一律每千瓦时加价0.40元。300立方米以下高炉的吨铁耗电量约在500千瓦时，这意味着小钢厂每吨铁水成本增加200元。 而这项成本对于装备了高炉煤气发电的企业来说，就几乎没有影响。唐山钢铁能源部部长苏福源对记者介绍，唐钢采用TRT余压透瓶发电机组后，吨钢能源成本甚至可以下降100元。 也就是说，在目前的形势下，钢企扩张的压力的确越来越大。但企业为了生存，不得不继续。由于目前无法确定处于淘汰标准边缘的高炉如果达到了环保要求是否仍需淘汰，企业一方面加速上马新项目，一方面也努力配置环保设施。 作为钢铁第一大省，河北足以折射出全国淘汰落后产能的困境。这里也存在一个历年来反复出现的悖论：淘汰任务一定能完成，但是钢铁总产能仍然会扩大。 拆除的损失 那么，到底是什么阻碍了淘汰落后产能的切实执行？拆除高炉、转炉，关停小钢企的代价到底如何计算？一句“地方政府保护”就能解释所有疑问？ 通过记者的调查，答案一一浮现。拆除的损失，无疑是由钢铁企业承担。但事实上，又绝不仅仅是企业独自在承担。 “300立方米的高炉，按现在价格，大概是1亿多到2亿的造价。拆除肯定是企业的资产损失。但实际上经过多年折旧和利润获得，高炉本身的价值已经很低了。”宋继宽告诉记者，第一代高炉大约生产于80年代，经过二十年左右的使用，对企业来说，除了新增的一些设备外，残余价值较小。主要的损失，在于生产能力上。 “一个高炉没了，等于这块炼铁能力就缺失了，你后面的轧机什么的，全都没有原料，没法工作，市场份额也就等于没有了。所以拆的是高炉，可废掉的是整条生产线。”宋继宽介绍。 那么，这些被列为淘汰对象的小钢厂，是否有转型的机会？ “钢铁冶炼是一个退出壁垒很高的行业。生产线一旦被拆除，如果无法用其他形式获得重建，等于所有资产付诸东流。很多民企老板在这个行业浸淫多年，对冶炼生产环节很熟悉，但对下游的流通或者服务行业却不具备任何优势。要他们转型？谈何容易。”中国的钢铁流通领域同样小而分散，已经有无数先进入者在其间分抢市场。宋继宽对记者感叹，对于这样一个频频受到政策压力的行业来说，实在有许多短期内无法解决的矛盾。 高炉拆除、生产线停顿最直接影响的除了经营者外，还有另一个群体——工人。 在河北，钢铁企业，特别是民营钢铁企业的厂房，有许多都是建立在农业用地上，有的一占就是7、8个村。他们以农地租用的方式建设厂区，并对当地农户以“租金”加上“雇佣”的方式进行补贴。 租金方面，业内给出的一个数字是：2008年，价位是1800元/亩/年。而雇佣方面，以河北敬业钢铁集团为例：“一线工人年均大概有3、4万”，且大多“半天上班，半天种地”。据称，他们付给工人的工资在当地民营钢企里属于中上游水平。 用业内的话来说，“农民辛辛苦苦刨一年地，也未必有钢厂给的钱多”。因此，如果钢厂真的关停，“老板撤了也就撤了”，但这些被租用的耕地无法复耕，大量的工人将无处可去。他们，成为关停的第二重阻力。 失业的工人又接着带出了第三个受影响对象——当地政府。 “假如河北有60万钢铁工人，那你就能理解，我们固然希望政策能够执行，但也不要指望能立竿见影。”中国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认为，一定要实事求是地认识“铁腕淘汰”的影响力。“淘汰落后是长期的。它很紧迫，但更紧迫的，是失业问题。而这些，将全部由地方政府来面对。”李新创说。 而对地方政府而言，除了要解决随关停而失业的大批工人的安置，还将面临财政收入的重大损失。对于当地财政来说，钢铁企业往往是地方经济支柱。 “敬业钢铁养活了平山县三分之一的公务员。如果一个月不交电费，电力公司可能就没工资发了”。河北平山县政府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平山县面积2648平方公里，人口46.5 万，敬业钢铁是当地无可争议的财税支柱。不仅当地的宾馆、饭店，就连出租车上的标牌，都是“敬业”。 “特别富裕、或者有其他资源的地方，是不会搞那么多钢厂的。我们这儿啥都没有，就有点铁矿，才炼钢。”敬业钢铁内部人士对记者说。 敬业现在已经成长为华北地区颇具影响力的民营钢铁企业，最新的年产能目标是1000万吨，且所有设备都符合了产业政策要求。但是，对其他地区来说，大量徘徊于政策边缘的小钢厂同样是地方政府必须倚靠的产业支柱。它们毫无疑问将受到政府有意无意的保护。 “说实话，只有基层政府知道钢厂高炉到底在哪，有多少还在用。上面派下来的检查组哪能都摸得那么清楚？”河北唐山一家年产量约在300万吨的钢企内部人士对记者坦言。 这可以从一组历史数据中得到印证。根据《中国冶金报》的报道，作为第一产钢大省的河北，去年11月份报出粗钢产量是858.83万吨，比10月份的1252.72万吨减少393.89万吨，降低31.44%，成为全国唯一一个粗钢产量同比减少的省份。而河北冶金政研会报送河北省分管工业的副省长的调查报告显示，问题主要在于唐山市的数据：去年11月份，地方统计数据与企业生产实际数据严重不符。如唐山某钢铁公司，11月份实际产钢比10月增加3万多吨，但上报数据却减产20.11万吨，这与其后来向全国公布减产15.92万吨的数据又有出入。 未明的退出机制 而一切的关键在于，至今仍然没有明确可供参考、执行的退出补贴机制。 “中央有多次提到要研究出切实的退出补贴机制。但现在还在研究，还没有明确公开的政策可供执行。开会研究很多次了，也许年内会拿出一个方案来。”河北冶金行业协会人士说。 作为保证淘汰落后产能工作落实的最核心的政策，退出补贴机制等于给了淘汰下来的设备和人员一条退路。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钢铁业专家告诉记者，一直没能正式推出的关键原因，在于利益平衡的问题。 “钱从哪里出？中央政府拿多少，地方政府拿多少，这是关键。此外，定出的价格合理不合理？这就跟拆迁一样，不得谈判么？”上述专家说。 由于关键因素无法解决，目前所有可能的方案都只能处于“研究讨论阶段”。河北某钢铁企业董事长曾经以人大代表的身份，提交了一份关于尽快研究出台退出补贴机制的提案。但提案也“只能是呼吁”，无法有更为详细的建议。这实际上是所有面临淘汰落后行业的共同难题。一个激进的观点是，“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退出机制，淘汰落后无法真正实现”。 那么，有了退出机制是否就万事大吉？ “如果地方经济结构没有能力转型，过度依靠钢铁产业的现状改变不了，最终也还是一样。‘候鸟’型的钢厂终究还是在市场低迷时隐退，市场好转时复出。”记者 朱宇琛 特约记者 杨世新（上海证券报） | 
发表于 2010-8-20 09:20:00